商總榮譽理事長賴正鎰說，前1％高所得者繳納超過全國一半的所得稅。他的意思是政府應該要對繳稅多的企業與富人「好一點」。
這話似乎沒錯，算是一種正常的解釋，但有沒有可能，這正是政府一直對高所得者「太好了」帶來的結果？
「出錢的是大爺」？多聽取企業建言
賴正鎰說，去年全國賦稅收入達3.7兆元，創下歷史新高，其中繳稅金額前15％的納稅人承擔國家約9成所得稅收，前1％高所得者繳納超過全國一半的所得稅，這顯示少數高貢獻者的重要性。因為工商企業意見領袖通常也是高稅負者，政府應該更重視其發言分量與政策參考價值，因此建議政府要「與工商社團對話、辦論壇，擴大與工商業界交流，不能光靠民調或名嘴評論做政策」。
這番話還是有點「含蓄」，說白了就是要政府擬定政策時多聽聽企業與高稅負者（就是富有的企業家）的話，因為他們貢獻更高比例的稅。
這種說法、這個期待，可以理解、也有一定的道理，符合「出錢的是大爺」、聲音更大、「以客為尊」的商業邏輯，出自曾擔任商總理事長者的口中是不意外。如果政策符合企業家的期待，企業的投資、興辦事業，可以活絡經濟、帶動成長、更創造就業機會，大部份國家的政府都對企業及企業家禮遇有加，為的就是「招商引資」。
產業趨勢與稅制有利企業與富人
不過，這種少數人負擔更高比例稅收的情況，正本清源的探究，時常會發現這很可能恰恰是長期政策（或是產業）過於傾向企業與富人的結果。例如，以產業變化趨勢看，「馬太效應」越來越明顯，所得與貧富差距拉得更大，最常被舉為案例的是：企業執行長與基層員工的薪資差距，從1980年代的40倍，擴大至今日的400倍。
再來是稅賦政策，為企業與富人減稅、給予租稅優惠當道，美國川普的減稅政策固然是讓企業與富人獲利更多，即使是在台灣，無論是蔡英文時代「大幅降低股利所得稅」的稅改，或是獎勵投資的優惠及補貼，主要受惠者都不會是升斗小民，這些都讓所得差距進一步拉大。
有一個數據可以很好的說明這數十年的趨勢：受僱（員工）報酬占GDP（國內生產毛額）比重長期的下降趨勢。
受雇報酬可以理解為就是一般上班族、勞工拿到的報酬，這個數字占GDP的比重越高，代表他們得到與分配更多，白話文講就是經濟成長的果實（GDP）有更多是分配給受雇者與勞工。另一個數據是「營業盈餘」，這個數據大致上可代表資本家（投資人）拿走的比例。非常明顯的是：勞工分配比例越來越少、資本家拿走比例則越來越多。
受雇勞工報酬分配比重下滑，低於美日韓歐
在1990年代時受雇報酬占GDP比例多在5成上下，最好時曾達近52%的高峰，之後逐年下滑，2012年掉到45.8%，接著「看回不回」、2021年跌到43.1%的低點，隔年微幅回升43.9%，台灣的數據遠低於美日韓加歐洲等國的50%左右。相反的是資本家、投資人拿走的企業營業盈餘比例，則是從30%上下逐年往35%靠攏，2021年甚至達36.4%。
所以，換一個角度看，少數人肩負更高比例的稅賦，原因是所得更集中，那些受雇者、一般勞工從經濟果實中分配到的比重更少，少到只要繳少少的稅即可，甚至不必繳稅、也繳不起稅。
這件事也讓人想到不久前總統賴清德不無「邀功」之意的說，明年5月報稅時，約有4-5成民眾免繳稅、「月薪5萬元以下明年免繳稅」，「新制將讓前1%高收入族群承擔主要稅收」。事實上，如果有近半家庭（或民眾）可以免繳所得稅，是否能直覺性的解讀為「政府輕稅」的德政仍有疑問，更大的概率是所得差距拉大的結果，更且5成左右不必繳稅已行之多年。
政府警惕勿讓GDP分配更滑向資本家
事實上，累進稅率制原本就是讓所得越高繳稅越多，所得低、負擔重（各種扣除額更多）者繳稅少，這就是所謂的「所得重分配」。幾乎所有國家都是採累進稅率制，因此本質上多數稅收來自高所得者是必然的結果。所得差距越大的國家，同樣比例稅收會來自更低比例的繳稅者。
倒是賴正鎰「前1％高所得者」的說詞，讓人想起2011年「占領華爾街運動」時的口號：99%的一般人要抗議那占1%的高所得者（主要指華爾街人士）的「貪婪與腐敗」。而那也是「新自由主義」從80年代之後行之多年，帶來所得差距日益擴大的惡果顯現的時候。 （相關報導： 貧富差距改善了？去年家庭所得差距6.12倍創近4年新低，主計總處解析主要原因 ｜ 更多文章 ）
賴正鎰說「前1％高所得者」繳交高比例的稅，要政府更多聽他們的話，但政府更應該作的是警惕這個現象、這個數字，不要讓GDP果實分配更多的滑向資本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