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教授非虛構寫作，不代表可以寫：何偉《別江》選摘（2）

開始在川大教書時，我打算寫作的部分先休息一下。我答應負起相對重的教學負擔，而我也計畫把所有自由時間用來在涪陵與周邊地區取材。我想，過個兩三年，我會轉回全職寫作。但這些計畫全都因為新冠大流行與美中衝突而顛三倒四。到了二○二○年下半年，大概只有三十名美國記者還留在中國，因為其他許多人都被驅逐出境了。

我自己的定位很難解釋。因為我目前在中國並非登記在案的記者，所以不在驅逐目標之內。這個難題或許可以換個講法來迴避掉：之前在武漢，方方說得有道理，她說我是作家，不是記者。但是，外國教授如果也寫現下事件的話，就沒有百分之百的保障了。我可以教非虛構寫作，但可以教，不代表人家同意我可以寫。

疫情開始後，我決定取材並發表報導。中國在新冠病毒的初期影響下腹背受敵，而我的文章則引發國界內外雙方的憤怒。疫情的第一個階段，我談到武漢發生的錯誤、李文亮的死，以及遠距教學的問題，結果一些中國民族主義者就在網上攻擊我。等到過了幾個月，我寫到後續的政策如何成功撲滅中國大部分地方的疫情時，換成外面的人批評我，外國人高喊我是為黨喉舌。然後，鐘擺又擺盪回去，變成小粉紅針對我在武漢做報導表示憤怒。方方的美國譯者白睿文後來出書，講述這位小說家和其他人是怎麼被極端民族主義者攻擊的。那些激進的人常常把疫情當成一種競爭，以美國的挫敗為樂。白睿文在書中引用了中國社群媒體上出現的一些評論：

「無論美國法西斯主義者雇了多少像白睿文與何偉這樣的寫手，他們的言詞都喚不回已逝的二十一萬人。」

我寫作的事情，在中國的體制內沒有明確的權責單位。川大和SCUPI負責我的教學，但這些學術單位沒有監督外國記者的經驗。管外國記者的是外交部新聞司，但教師卻又不歸新聞司管。我彷彿處於官僚體系中的三不管地帶，說不定一直都不會有人採取作為。問題在於網上的攻擊會不會強烈到促使官員有所行動。壓力可能來自國內外，就連強烈批判中國政府壓迫的人，也有可能說出讓壓迫更嚴重的話。這學年的上學期初，著名澳洲漢學家白傑明（Geremie Barmé）在網路上發文，抨擊我對黨不夠批判。白傑明凸顯我的法律風險：

「我會說，就我所知，海斯勒先生（何偉）是在從事未經授權的報導，而這在中國嚴格來說是違法的。」

白傑明發表這種評論，會有對川大與SCUPI微妙施壓的效果。愈多人思考我的身分，我的身分就愈有可能造成問題。但在整個二○二○年下半年，都沒有校方的人找我去談話。夏天時，浙江警方過問我的報導之後，我曉得他們會通知校方。但院長或校黨委都沒有提起過。每天，我都希望這種無聲能夠延續下去。 （相關報導： 何偉被刪節誤讀 歐逸文拒絕簡體版 ｜ 更多文章 ）

美中相互報復，各關休士頓與成都領事館

對於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國外交官來說，二○二○年是近年來記憶中最糟的一年。一月，川普政府突然中止和平隊項目。不久後，他們也停止了對中國與香港的傅爾布萊特計畫交流。疫情期間，國務院將所有外交官的家屬與非必要人員撤出了中國。與此同時，貿易戰方興未艾，兩邊的記者都遭到驅逐，兩國官員也都把疫情怪到對方頭上。對美國外交官來說，外交工作徹底成了不可能的任務。

七月，川普政府下令關閉休士頓的中國領事館。美方指控領事館人員從事間諜活動，要求中方撤出領事館，以七十二小時為限。聲明在星期二發出。一整年，兩國都按照以牙還牙的方式進行外交，也就是說到了禮拜五早上，七十二小時時限一到，中方一定會報復。

週四晚上，我和美國領事館一位外交官相約，在距離領事館兩三個路口的酒吧見面。當天下午稍早，香港民營的《南華早報》報導中方準備關閉成都領事館。但政府沒有人證實消息，而這位外交官也不認為中方已經做出決定。

隔天一大早，成都領事館人員注意到外面街上警力漸增。平常時，會有五、六名中國員警巡邏，但這天早上卻有十五到二十人。這條路的中文名叫「領事館路」。

大概九點半時，領事人員注意到隔壁的高樓屋頂上站了幾個人。那些人顯然是國安警察。他們正往下看著美國領事館的情況。十點鐘，警方封閉了領事館路。現在，美國外交官們推論自己已經成了中國選擇報復的目標，但外交部又等了兩個小時才發表聲明。「中美之間出現目前的局面，是中方不願看到的。」聲明表示，「責任完全在美方。」美方有七十二小時可以撤離出成都領事館。消息一出，我便騎腳踏車去了領事館路。那邊有大概三十名制服員警，還有其他剪平頭、戴墨鏡、掛口罩，一看就是便衣的人。我也掛了口罩，現在只要我不希望人家一看就發現我是外國人，我就會戴口罩。領事館前面有幾十名市民聚集拍照。我一拿出手機，一個便衣警察就出現在我身邊。

「你不能拍照。」他說。

「他們都在拍照，」我說，「我只是學他們。」

「你不准。」

我把手機收起來。接著我在領事館路繞來繞去，但便衣跟很緊，我就回家了。接下來三天，我定期走訪領事館路，圍觀群眾愈來愈多。人們在裝飾有美國國徽的正門前拍照。一天下午，我聽到一位女士叫同行夥伴趕快照完，不然來不及趕去城外的古蹟都江堰。她們告訴我一行人是從溫州來玩，過程中把這座倒大楣的美國領事館排進行程中。

警方要群眾不要逗留。有一天，不知是誰在領事館路中央放了一串鞭炮，影片瘋傳，但警方沒有讓這種事情二度發生。我完全沒有看到有人高喊或攜帶反美標語。要鼓動這類行動並不難，但中國官方感覺鐵了心要盡可能維持場面。

院區內，員工正執行稱為「銷毀計畫」的程序。美方在駐地的機密文件數量向來都會維持在最底線，但還是有其他文件必須銷毀，像是行事曆、私人紀錄、拜會行程，以及涉及當地聯絡人姓名的資料。二十人使用八台大型碎紙機，輪流把文件餵進機器裡。另一群雇員則搗毀電腦、電話與其他會帶來安全風險的電訊設備。連設備的碎片也不能留在成都。所有破壞的通訊設備都會打包，由安全巴士運往北京的大使館，由美國官員決定如何處置。 （相關報導： 何偉被刪節誤讀 歐逸文拒絕簡體版 ｜ 更多文章 ）

在休士頓，中方實施自己的銷毀計畫，而這種充滿儀式感的你來我往，是一種格外浪費的運動。兩起事件的時間都訂好了，主客場各比一場。人在主場時，就盡可能收集可以拿來做宣傳的素材。在休士頓，美國國安人員尾隨中國領事館人員去五金商行家得寶（Home Depot），他們是要去那裡買桶子來燒文件。家得寶的消息被人洩漏給美國媒體，媒體製作的新聞也搭著煙塵從領事館院子裡往上飄的畫面。

至於成都，附近的高樓大廈一直都有維安風險。如今中國政府也在頂樓與高樓層架起攝影機，以便直播領事館庭院的所有活動。事後，那位美國外交官告訴我，領事館的目標是在時限前完成碎紙，所以不會用到火。「他們架攝影機顯然是想拍到我們燒文件。」他說。

有人想到點子，去委託製作橫幅，讓人家在直播時可以看見。他們希望這個「感謝成都」的訊息可以傳達出比休士頓領事館庭院的火光更有尊嚴的畫面。但他們也知道美國職員一定會被跟監，於是他們請一位成都人到影印店下單。橫幅快要做好時，這名成都人卻遭到拘留審問。她被拘留了七小時。

中方離開休士頓領事館之前，先把門都鎖好，還把膠灌進鎖孔內。這也上了新聞，電視上出現美國執法人員破門的片段。美國駐成都領事館人員為了避免這種形象，決定把門統統打開。早在時限走完以前，他們就碎完了文件。唯一完好無缺的紙張，是領事館美國文化中心圖書館藏的經典小說與其他書籍。文化中心對成都市民開放，他們可以來借書，組讀書會，參加文化活動。

第三天破曉後不久，成都最後的美國外交官把前門門鎖解開，距離時限還有三個多小時。隨後他們乘坐沒有識別標誌的車輛，從後門離開。中方的直播似乎漏掉了這個鏡頭，不然就是他們認定沒有用處。總之，畫面沒有出現在國營媒體。同樣也沒人看到致謝的橫幅。沒有公開紀錄能告訴我們，中國執法人員如何處置在這棟人去樓空的建物裡找到的各種東西，包括書架上十多本擺得整整齊齊的《麥田捕手》（The Catcher in the Rye）。

＊作者何偉（Peter Hessler），牛津大學取得英國文學碩士，2000至2007年間曾擔任《紐約客》駐北京記者，同時也是《國家地理雜誌》、《華爾街日報》與《紐約時報》的長期撰稿人。2011至2016年擔任駐開羅記者，為《紐約客》撰寫中東報導。2019年舉家搬到中國四川，並於四川大學匹茲堡學院授課。本文選自作者最新作品《別江》（八旗文化） （相關報導： 何偉被刪節誤讀 歐逸文拒絕簡體版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