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一九八○年代中期政局，以及中共高層領導人之間複雜的互動，往往使人相對而言疏忽了總書記胡耀邦與總理趙紫陽之間的關係。如果當年兩人能夠聯手對抗鄧小平，對抗保守左派與固執元老，政治情勢可能改觀。但胡耀邦與趙紫陽沒有這麼做，或許基於結構、政治與個人因素，他們也沒辦法這麼做。
胡耀邦與趙紫陽兩人的年齡相差四歲。兩人出生的省份不同，說不同的方言，在抗日與國共內戰期間的經驗也完全不同。與趙紫陽相比，胡耀邦在文革期間碰上的政治困境嚴重得多，在勞改營的時間也長得多。兩人都在一九七○年代中期替鄧小平工作，不過趙紫陽當時在四川省工作，胡耀邦則處在左、右兩派之爭核心的北京。像鄧小平一樣，胡耀邦也注意到趙紫陽在四川成功管理的經濟復甦、特別是農業復甦的成就。一九八○年，當胡耀邦與趙紫陽一起進入政治局常委會時，胡耀邦或許了解他們兩人的任務就是一起工作，支持鄧小平的現代化中國經濟政策。兩人都了解鄧力群與胡喬木這類左派殘餘勢力對他們充滿敵意。趙紫陽甚至曾對胡耀邦在共青團的一名親信說，一九八四年的他與胡耀邦「都在一條船上」，這話讓胡耀邦非常鼓舞。 但趙紫陽在遭到罷黜後，在自己的書中與接受其他歷史學者訪問時，表達的並非那般大公無私，而且前後並不一致。
胡耀邦展示肌肉
六月，鄧力群突然向胡耀邦與胡啟立（時任書記處執行書記）提出要求，請准辭去中宣部長。鄧力群沒有說明請辭的理由，但仍保有書記處書記、以及書記處研究室主任的職位。不到一個月，不知是否事先與鄧小平或與陳雲商量，中央組織部選了一名接班人，即曾任貴州黨委書記的朱厚澤。鄧力群說，胡耀邦意圖在書記處書記習仲勛與喬石的協助下，控制宣傳工作。胡耀邦罕見地邀請朱厚澤造訪領導層夏日避暑的北戴河，並與朱厚澤密會，建議他如何處理宣傳部的工作。
（相關報導：
六四事件真相成謎？美國前官員：胡耀邦未竟的改革夢，為何無法動搖中共體制
｜
更多文章
）
同樣在一九八五年，胡耀邦同意接受香港政治新聞編輯人陸鏗的私下訪問。陸鏗辦的《百姓》雜誌在香港頗受歡迎，但沒有在中國發行。曾為國民黨報紙總編的陸鏗，在一九五七年因右派份子的罪名被捕，在牢裡關了二十幾年，經胡耀邦批准於一九七八年獲釋，先移居台灣，之後搬到美國。這次難得的訪問是在（對陸鏗的改革開放言論表示支持的）中共駐港官員的協助下，透過統戰管道，經過將近一年安排才有的成果。這次訪問在五月十日舉行，儘管訪問稿也透過管道送交胡耀邦的人編改和修正，但發回香港的時間過遲，沒趕上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的雜誌上發表。
這次訪問的內容十分勁爆，充滿各種沒有人敢對鄧小平提問的問題。在陸鏗親切但窮追猛打式的追問下，欠缺應付外媒經驗的胡耀邦有些招架不住。面對許多陸鏗提出的有關中共內政與人事的問題，胡耀邦有時傻笑以對，有時用一些牽強的理由否認。陸鏗問到對台政策與中央軍委，以及陳雲與鄧小平之間的關係，甚至提出鄧小平何時退休的問題。胡耀邦的一些回答影射元老與年輕一代接班人之間的摩擦。這篇訪問絕對能吸引讀者，但對胡耀邦來說並非好事。由於《百姓》在中國大陸沒多少讀者，這篇訪問未立即引發爭議。但鄧力群把訪問拷貝交給鄧小平，讓鄧很不悅。據說甚至一年後，有一次楊尚昆提到這次訪問，鄧小平仍怒氣沖沖說道，「陸鏗表面在吹捧耀邦，實際在攻擊我們！如果過去幾年我犯了什麼錯，就是我看錯了胡耀邦。」
一九八五年九月，胡耀邦主持了中央委員會三個個別的人事議題會議，其中一次是夾在「四中」與「五中全會」之間的全國代表會議。過去中共只出現一次類似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一九五八年五月，毛澤東為實施集體化計畫開了這樣的會，進行全面政策與人事的改組。
一九八五年的這次會議早在很長一段時間之前就已獲得黨領導層同意，因此召開這項會議是因為一項共識：後文革時代的黨領導班子年齡過老，教育水平或專業技巧也不足，而且解放軍與「群眾組織」的代表佔比過高，知識份子的代表佔比過低。想匡正這種情勢，就得不避艱辛地清除不適任的領導人，協助文革期間遭到誣陷的幹部復職，徵收、訓練年輕的領導人，並安排老幹部有序退位。胡耀邦在這項過程的每個階段都扮演主導角色，而且事先都經鄧小平、葉劍英、陳雲明示批准。
九月中旬舉行的四中全會批准擬議的改革案，準備送交全國代表會議批准。十名政治局委員與五十四名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將卸任。三十七名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與三十名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也將應請退休。中央委員會的退休名單包括葉劍英、鄧穎超、王震與許多解放軍在中央委員會的代表。全國代表會議在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八至二十三日舉行。胡耀邦主持會議，並發表開幕賀詞，趙紫陽也在會上解說第七個五年計畫（草案）。鄧小平與陳雲都在會中發表簡短談話，由李先念致閉幕詞。與會所做表批准四中全會作成的決定，並對葉劍英等老幹部的貢獻及率先下台的風範表示讚譽。隨後，代表們通過五十六名中央委員、三十五名中央候補委員加入中央委員會，五十六名新委員加入中央顧問委員會，以及三十一名新委員加入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人事案。
九月二十四日，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會集會，批准政治局與中央書記處的局部「調整」。政治局添增六名委員：田紀雲、喬石、李鵬、吳學謙、胡啟立與姚依林，其中四人是一般所謂的「改革派」，三人曾在共青團工作。胡啟立、田紀雲、喬石與王兆國（共青團出身）也加入書記處，胡啟立為執行書記。後來許多人因此指控胡耀邦在搞「團派」，胡耀邦也駁斥這些說法，但這樣的人事安排，啟人如此疑慮似乎不足為奇。五中全會過後，胡耀邦或許以為他能與中央書記處十名書記中的七名有效共事。
胡耀邦這個想法很快破滅了。根據《胡耀邦思想年譜》記述，在全會結束後第二天，胡耀邦主持了書記處會議，在會中建議，為了落實「年輕化」，新當選的書記王兆國應該取代鄧力群，出任書記處研究室主任。長久以來，在鄧力群與胡喬木的主導下，書記處研究室不斷撰文批判改革，始終是與改革唱反調的獨立山頭。鄧力群向書記處提出報告，胡耀邦沒有與他討論這件事，他對這件人事案有一些看法。 鄧力群寫了一封信給政治局常委會表示不滿，並為自己辯護。當書記處貼出這項人事異動的正式公告時，陳雲下令立即撤回有關公告的所有拷貝。
＊作者蘇葆立（Robert L. Suettinger），美國國際關係學者，前史汀生中心（The Stimson Center）資深顧問及「對中議會聯盟」（IPAC）顧問。曾在柯林頓政府時期擔任國家安全會議亞洲事務主任，並曾任職於CIA與美國國務院。本文選自作者新作
《胡耀邦：從國共內戰到天安門事件（1915-1989）》 （黑體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