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連宗先生眼見好不容易建立的法治社會，逐漸敗壞，他移動律師身分，投入省參議員選舉。一開議，振衰起弊之言，卻因議長限縮發言而不得伸張，連宗先生覺得真對不起人民，竟難過而淚流，媒體受他感動，積極扮演監督角色。
而離家赴臺北開會，他每每寫信跟女兒吐露心聲：「父親很認真地為省民的幸福著想，這也是我必須完成的責任。至於父親的作為，每天都有激勵的電話或電報打來，讓我非常感激。」連宗先生在議會的表現，受到媒體與民眾高度喝采。只是也有頓挫的時刻，那是反擊「臺人奴化說」的挫折，而他的身體也因疲於政事而日漸消瘦……
律師及民意代表的雙重角色，讓他切入司法權不獨立的問題，戰後政治惡劣、執法者犯法，但司法權卻受控於行政權，乃致無法偵辦貪官汙吏。質詢一如法庭的攻防，如何從權力的一方，取回人民的權益，連宗先生沒讓人民失望。
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林連宗先生，臺灣彰化人，日本中央大學法科畢業，曾擔任律師、臺灣省參議員、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為開創臺灣平民法律服務之先驅，後在二二八事件時遭當局逮捕並從此失蹤。
時代交替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在政府單位工作的人，一早接到通知，要到大禮堂集合，屆時會有日皇玉音，廣播重要消息。
中午十二點昭和天皇親自放送，廣播一開始聲音低、雜音又大，其實大多數的人是沒有聽清楚的。只能領會，領會到昭和天皇向人民告知，日本政府已經接受盟軍要求，無條件投降了，他要大家忍辱負重。
面對這一刻，林獻堂日記寫著：「嗚呼！五十年來以武力建致之江山，亦以武力失之也。」而激動如張七郎醫師，竟有「五十一年奴僕垂死重生」之感。畫家陳澄波高興地畫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飄揚在市街上，他說「吾人生於清朝，而今能死於漢室，實終身之所託也。」強烈的漢意識，留在他的手稿中。
終於，戰爭結束了，不再有空襲、不再有燈火管制、不再有生命財產的威脅。而臺灣終於可以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不用再當次等公民，大家的欣悅之情，溢於言表。
很快地，社會各界動了起來。日本時代已前往中國的人士，「臺灣農民組合」的張士德（原名張克敏）早於接收人員，先行來到臺灣，號召青年及各界菁英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臺灣區團」，負責臺中地區籌組工作的是待過「新文協」、「赤色救援會」的張信義。沒有人知道這團體在中國政治上的派系或光譜，但此時大家都想幫忙，為的就是重建新臺灣。
連宗律師在皇民化時期並未屈從的紀錄，很快地成為三青團延攬的對象。反之，日本時代的御用紳士，三青團聲明這是他們首先要排除的。
但與中國政府的初次接觸，對連宗先生而言是什麼樣的經驗呢？
據在現場的鍾逸人先生所述，一九四五年十月初由重慶回來的臺南人張邦傑，由台北的張晴川（前「臺灣民眾黨」中央執委）陪同來到臺中。三青團臺中分團主任張信義，為了讓中部各界人士親聆這位官拜少將的「祖國將軍」，發帖子邀請各界推派代表前來參加歡迎會。 （相關報導： 「她選擇一條最艱辛的路」友人黃惠君：感謝李凈瑜講出我們不敢講的話 ｜ 更多文章 ）
就在新高會館二樓的座談會上，連宗律師站起來問他：「祖國對人民生活的照顧，所採取的具體辦法為何？」中央書局經理張星建也問：「大眾交通是採取國營或開放民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