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存託憑證（簡稱TDR）因法律定義不清，造成多位買賣TDR的投資者鋃鐺入獄，引起侵害人權爭議。中華人權協會理事長高思博表示，TDR在證券交易法上的定義，牽涉刑事責任，因此法律一定要清楚明確，不容有模糊空間，否則會對人權造成嚴重的侵害。
高思博認為，在中華人權協會長期關注相關議題後，有許多各領域的法律專家、權威學者、法學團體紛紛跟進，並經由時空背景、法釋義學等各方面，深入進行學術研究與辯論探討。
高思博說，目前絕大多數專家學者認為，TDR在101年1月4日增訂證交法第165之2條並公告實施前，根本沒有納入證券交易法予以定義且規範。換言之，廣大參與證券市場的民眾長期以來一直蒙受TDR爭議，並遭主管機關以證交法的刑罰條文移送司法，造成冤獄。
本身為法學博士，同時也是法律系副教授的高思博認為，主管機關在證券交易法未修正完備或合法核定TDR之前，顯然不能對法律所未涵蓋的投資行為進行寬鬆解釋；甚至以事後的核定意思，強行回溯至民國76年的財政部900號公告去處罰民眾，如此已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以及其核心內涵「禁止溯及既往」，從而誤導司法機關的認定。
因此立法委員余天認為立法缺漏，未將屬於第二上市的台灣存託憑證這六個字寫在證券交易法第165條之2內，導致實務法院一致認為證券交易法第165條之2規範對象與台灣存託憑證TDR無涉，導致四件冤案發生，金管會為了掩蓋行政怠惰、冤獄國賠，竟然在104年及109年偽造文書並發公函給各公務單位，台北地院因此判第四件冤案當事人18年，應該修法定義其法律明確性、授權明確性及罪刑法定原則等。
解決歧異最好的方式就是修法，高思博說：「雖然證交法已增訂第165之2條，但明確性仍然不足，導致仍有判決認為該條文並非TDR的規範依據，形成行政、司法的不同解讀，監察院的調查報告更是表明法律的不明確已有重大爭議，足以證明TDR爭議的癥結點，在於證交法關於有價證券的規範模式，牴觸法律明確性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