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登山專文  

一本塵封半世紀的留言冊，封藏了一個百年文化家族的流變與記憶。周叔昭走後的二十六個年頭，我第二次打開這本《留言冊》，雖然在三年多前我有幸看到過，也翻閱過，但我無法完全理解它，當時我只記得裡面非常少的名字，當然這些都是周叔昭的師長，如吳文藻、冰心、費孝通、嚴景耀、雷潔瓊、吳宓諸人而已。如今再次翻閱，我感覺它是沉甸甸的訊息，竟是老人半生的生命屐痕，我要好好去解讀它。

在一九八八年二月中旬，在台北林森北路三九九巷臺灣煙酒公賣局老舊的宿舍，年已八十歲的老太太周叔昭（1908－1996）女士，仍然伏案在寫作。在她的書桌前擺放著先生嚴景珊的遺照，雖然他已經故去十年之久了，家裡還存放了許多他的收藏品，包括橋牌、香煙盒和煙酒標貼、精品火柴盒。

他在30、40年代與吳湖帆、吳待秋、馮超然同被譽為海上「三吳一馮」 的畫家，他就是吳子深。而這4人中，吳湖帆和馮超然的藝術成就最高，吳待秋、吳子深略遜一些，但都稱得上是名家。1949年之後，吳湖帆、吳待秋、馮超然3人均留上海，唯有吳子深南下香港。

說到李漁叔，現代的年輕人大都沒聽聞過他的名字。還有一趣聞，是說有位老外，他大概得知明朝有位戲曲家李漁（笠翁），因此看到李漁叔就直接譯成李漁的「叔叔」（uncle），年代上差了300年。其實李漁叔是著名的舊體詩人，和陳含光、彭醇士、吳萬谷、周棄子等人齊名。李漁叔曾任臺北春人詩社發起人之一（詩社成立於1952年1月20日，由賈景德、許君武、方子丹等人共同發起創立，當時社址在台北市臨沂街方子丹寓。成員大多是政教名流者，詩作水平極高）。我在大學讀書時期就知道李漁叔先生的大名，那是見到先師張夢機的大著《近體詩發凡》的題耑和序文，夢機老師是漁叔先生的高足，從此得知李教授是馳名海內外的詩人，有《花延年室詩》等著作。

 早在十多年前當時筆者常在中研院圖書館找資料，屢屢翻閱諸多港台老舊文史雜誌，見到有好的文章就隨手影印下來，時日既久，累積文章之多，可謂盈千累萬，但苦無時間整理。直至二０一四年間，見堆積之文章已氾濫成災，乃費時分類整理出一部份，將之編輯成書，分別有《袁世凱的開場與收場》、《北洋軍閥：雄霸一方》、《北洋軍閥：潰敗滅亡》、《太陽旗下的傀儡：滿洲國、華北政權與川島芳子秘話》諸書之出版，然而這僅是我蒐集的這些資料的一小部分而已，但礙於沒時間整理，其餘也就繼續擱著。這兩年適逢疫情肆虐及中研院近史所圖書館外觀在整修，院外人士無法入內，於是我就利用這段時間把這舊有的資料再整理一下，將陸續編出《晚清遺事》（正、續編）、《民初珍史》、《抗戰紀聞》諸書。

一般人說起「掌故」，無非是「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但掌故大家瞿兌之對掌故學卻這麼認為：「通掌故之學者是能透徹歷史上各時期之政治內容，與夫政治社會各種制度之原委因果，以及其實際運用情狀。」而一個對掌故深有研究者，「則必須對於各時期之活動人物熟知其世襲淵源師友親族的各族關係與其活動之事實經過，而又有最重要之先決條件，就是對於許多重複參錯之瑣屑資料具有綜核之能力，存真去偽，由偽得真……」。因此能符合這個條件的掌故大家，可說是寥寥無幾，而其中徐一士卻可當之而無愧。

吳其昌（1904－1944）字子馨，號正厂，浙江嘉興海寧縣硤石鎮人。著名歷史學家。其弟吳世昌是著名紅學家。吳其昌「五歲知書，十歲能文，鄉里稱為神童」，十二歲喪母，十六歲喪父，生活艱困，刻苦好學，家愈貧而學愈力。一九二一年，十七歲的吳其昌進入無錫國學專修館，師從唐文治，研治經學及宋明理學，由此開始其學術生涯。以才思敏捷，與王蘧常、唐蘭合稱「國專三傑」。每值休假，必懷炊餅進入各公私圖書館，終日不出，三年如一日。在無錫國專時，慨國事日非，曾上書政府，洋洋數千言。唐文治大為激賞，改杜甫詩讚之曰：「吳生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鬱塞磊落之奇才。」一九二三年十月，在《學衡》雜誌二十二期發表第一篇學術論文〈朱子傳經史略〉，約二萬字，時年才十九歲。同年在廣西容縣中學任教，並扶助弟妹求學。後轉至天津周家做西席。

張蔭麟這個名字對我而言宛如「神話」一般，僅以一本未完成的《中國史綱》（其實只有上半部）居然暴得如此大名，而對於現代的年輕人而言，他卻是被「遺忘」的人，不僅是現在，即使早在抗戰勝利之時，他就被「遺忘」了，我們看他的好友也是歷史家吳晗就這麼說：「去年我得到消息，蔭麟離婚的夫人又結婚了，兩個孩子也帶過去撫養。浙大復原回杭州了，蔭麟的孤墳在遵義的郊外，冷落於荒煙蔓草中。聯大復員回平津了，蔭麟生前所篤愛的藏書，仍然堆積在北平東莞會館。這個人似乎是被遺忘了。」是的，張蔭麟有如一顆流星，在歷史的天際劃過，倏起倏滅，以三十七歲之齡結束了短暫而耀眼的一生。

2022年四月間我重新整理出版張國淦的《北洋從政實錄》，另外找到從未出版過的段祺瑞軍師曾毓雋的《曾毓雋回憶錄》，和先前已出版的薛觀瀾的《北洋政壇見聞錄》，這三本可以構成研究北洋的「三書」，其重要性在於張國淦、曾毓雋他們都是實際在北洋政府裡面擔任要職的，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他們最清楚不過的。而薛觀瀾更是袁世凱的女婿，親歷親聞的回憶文章，歷歷如繪，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比之後人寫有關北洋的書籍，真有若天壤之別。

在中國文學史上我們都知道有所謂「周氏兄弟」，它指的是魯迅（周樹人）和周作人，而比魯迅早八年，在中國學術史上就有著「梁氏兄弟」，它指的是梁啟超和梁啟勳。不同的是「周氏兄弟」後來在半途「失和」了，而且老死不相往來；但「梁氏兄弟」卻始終相愛如初，相互提攜和幫忙，一直到梁啓超過世為止。而「周氏兄弟」實際上有三人，還有一位是周建人，只是他不是學文學的；而「梁氏兄弟」實際上也有三人，還有一位梁啟雄，只是他和梁啟超相差十七歲，在人生的閱歷上兩人完全搭不在一起，就另當別論了。

吳景超和聞一多、羅隆基並稱為「清華三才子」，他當年是胡適最為看重的年輕人之一，他被稱為「中國都市社會學第一人」，但和同代人的久負盛名相比，他卻早已淡出人們的記憶了，儘管他是漸被歷史塵封，但卻不應該被遺忘的人。

陳定山（1897－1989）工書、擅畫、善詩文，曾有「江南才子」之美譽。其父名栩園，字蝶仙，自號「天虛我生」，文章遍海內，生平寫詩幾千首，著譯小説百餘部，並旁及音樂、醫學等等。又組織家庭產業社，生產「無敵牌」牙粉而致富，可謂事業滿中外。蝶仙生二子，定山名蘧，字小蝶；其弟次蝶，字叔寶，皆能文，時人以眉山三蘇（蘇洵、蘇軾、蘇轍）比之。有一女，名翠，字小翠，文名尤著，其為文、詩、詞、曲，皆酷有父風，更有才女道韞之稱。

簡又文（1896－1978）一生多釆多姿，跨足政、軍、學三大領域，詳情可見新編《簡又文回憶錄》，在此就不再贅述。其中最為人所稱道的是他用力甚勤，終身不懈於太平天國的研究，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太平天國全史》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兩部大書，從縱橫兩個方面收羅了有關太平天國的絕大部分史料，而其所發議論亦有不少獨到之處，被學界公認為當代太平天國史權威。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始終激盪著兩股相互碰撞的潮流，那就是西方文化思想的逐漸傳入中國，所謂「西學東漸」；另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也逐漸走向世界，所謂「中學西漸」。在這交流之中，翻譯成為不可或缺的樞紐工作。我們看晚近的翻譯史上，由西書中譯者可說相當多，例如嚴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嚴譯名著」影響到幾代的中國人；而單就莎士比亞的作品，就有朱生豪、梁實秋、孫大雨、卞之琳等等名家卓越的譯品；但若就中書西譯方面就顯得貧乏許多，但後者的意義顯得更來得重要些，它是一種文化的輸出工作。而要能擔當此重任者，其中西文化的根抵要極其深厚，而非只是語言能力足夠就行，因此辜鴻銘就曾被視為是近代中學西漸的第一人，而在他之後，也僅有林語堂可以當之。

歷史有時是如此的奇妙，能讓兩個人如此的巧遇，而結下數十年的情誼，是相當少見的，陸徵祥和康有為就是這樣的例子。你很難想像一個是晚清的外交官，一個是戊戌政變後朝廷要捉拿的命犯，一個從俄國初調到海牙當駐荷公使，一個已經在海外流亡八年的要犯，他們在海牙一晤，陸徵祥居然成為康有為的救命恩人，而且直至康有為去世，他們相知相惜，情如兄弟！

林紓（琴南）被胡適和鄭振鐸稱為「是介紹西洋近世文學的第一人」，開始了中國「翻譯世界的文學作品的風氣」。「林譯小說」影響後來許許多多的現代作家，包括魯迅及周作人兩兄弟。當時他們在日本留學，只要林紓的譯作一出，他們便從書店買回，看完後還拿到訂書店去改裝成硬紙板書面，青灰洋布書脊的精裝書，以便於收藏。郭沫若也說他少年時最嗜好的讀物便是「林譯小說」。錢鍾書也從小就嗜讀「林譯小說」，他回憶說：「林紓的翻譯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經是文學史上公認的事實……我自己就是讀了他的翻譯而增加學習外國語文的興趣的。商務印書館發行的那兩小箱《林譯小說叢書》是我十一、二歲時的大發現，帶領我進了一個新天地，一個在《水滸》、《西遊記》、《聊齋誌異》以外另闢的世界。」

張謇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胡適在《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的序中，就曾指出：「他獨立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而影響及於全國。」張謇是中國近代實業家、教育家。字季直，號嗇庵，江蘇南通人。清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時值中日甲午戰爭新敗，鑑於當時政治革新無望，他決心投身興辦實業和教育。

歷史是條長河，蜿蜒漫流，既難見盡頭，亦不易溯源。而儘管其中的某一小段，亦支流旁出，本源難覓。因之治史者，當要探河溯源，釐清真相，實非易事。又因為年遠代湮，檔案文獻多所散佚，加之人為有意的遮蔽、扭曲、竄改等等，都讓後人所見者離真相愈來愈遠。因此當有材料出土，常會有新發現，有時雖是細微的事件，也會影響全局，甚至改變你對某人某事的既定印象。

在中國現代文學中，我始終認為有兩個「天才型」的作家，一個是張愛玲，一個是曹禺。他們都在二十出頭就以處女作而驚艷文壇，〈沉香屑：第一爐香〉、《雷雨》一出手，就風華絕代，萬眾矚目！

日記是最原生的史料，它的價值高過於回憶錄，因為雖然同為出自當事人的手筆，但前者是當天紀錄的文字；後者是經過多少年後的回憶記痕，經常會有種種的失誤。除此之外，日記因為是記給自己看的，因此就更「真實」了。正如周作人所說的：「日記與尺牘是文學中特別有趣的東西，因此比別的文章更鮮明的表出作者的個性。詩文小說戲曲是做給第三者看的，所以藝術雖然更加精煉，也就多有一點做作的痕跡。信劄只是寫給第二個人，日記則給自己看的（寫了日記預備將來石印出書的，算作例外），自然更真實更天然的了。」

趙元任會講三十三種漢語方言，會說英、法、德、日、西班牙語等多種外語。而且說得和當地人一樣，還會使用他們的方言。趙夫人楊步偉在自傳中就說：「戰後我們到歐洲去參加世界科學會議，在巴黎車站，趙先生和提行李的紅帽子即刻說他沒有機會說的巴黎市俗土語。那提行李的聽了，便向他嘆道：『您回來啦！現在可不如從前了，巴黎窮了。』後來我們到了德國福蘭克福，趙先生又說福城的土音德語，他們又向他說：『您回來了？打完仗頭一次回來呀。』趙先生最大的快樂就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人家都說他回來了都認他是老鄉。」

中國的小說，有「影射」這一傳統，尤其是在晚清民初時，一些報人寫小說，他們對於時政及社會秘辛知之甚詳，但又不能指名道姓地直接寫，於是將「真事」改頭換面，人物也改名換姓。其中最著名的是曾樸的《孽海花》，經後人考證出來，它所影射的人物高達二百餘人，其中還相當多的人物，如洪鈞、賽金花等在當時都是響噹噹的。而我佛山人（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亦是此類的小說，該書寫了晚清的梁鼎芬「讓妻」給文廷式的事。梁鼎芬字星海，文廷式字芸閣，吳趼人以「溫對涼（梁），月對星，江對海」，以「武對文，秀對芸，樓對閣」，於是到小說中就成為「溫月江義讓夫人」，讓給了武秀樓了。

一九二八年十月，蔣夢麟被任命為教育部部長，但只有短短的兩年，一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他突然辭去教育部長之職。他在回憶錄《西潮》一書中說：「我以中央大學易長及勞動大學停辦兩事與元老們意見相左，被迫辭教育部長職。在我辭職的前夜，吳稚暉先生突然來教育部，雙目炯炯有光，……他老先生問我中央、勞動兩校所犯何罪，並為兩校訴冤。據吳老先生的看法，部長是當朝大臣，應該多管國家大事，少管學校小事。最後用指向我一點說道：『你真是無大臣之風。』我恭恭敬敬站起來回答說：『先生坐，何至於是，我知罪矣。』第二天我就辭職，不日離京，回北京大學去了。劉半農教授聞之，贈我圖章一方，文曰『無大臣之風』。」

在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中，提到陳寅恪人生最後歲月裡的兩位重要女性，一是跟陳寅恪十三年的助手黃萱，一是同為廣州嶺南大學（後改為中山大學）的女教授冼玉清。

已故香港邵氏電影公司在台分公司總經理馬芳踨說：「文化事業出版界，我最欽佩兩個人，一是台北《傳記文學》的社長劉紹唐兄，以單槍匹馬一個人的精力，把中國近代史的資料蒐集成庫，且絕不遜於此地的『歷史博物館』與大陸的『文史檔案館』。另一位就是香港《大成》的沈葦窗，《大成》是專門刊載藝文界的掌故與訊息，目前海峽兩岸包括海外，似乎還找不出第二本類似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