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瑜

台大接獲檢舉林智堅論文抄襲，預期將會成立調查委員會。但是，林智堅的抄襲案不是單純法律事件，更是政治事件。無論如何自許為公正，委員會的判決勢必引發遠遠超出對抄襲案的客觀認定之外。誠懇建議台大拒絕受理所有檢舉。

你是否同意，民進黨的民主自由，比不上共產黨？初步乍聽是個笑話，再想想還會覺得，這種離經叛道的話，只有在民主自由的台灣才可能，要是在大陸主張民進黨比共產黨好，恐怕立刻遭到壓制。然而，到底台灣的民主自由是指什麼呢？

超前部署牛皮吹破可以補救，大學評鑑排名下跌也可以補救。問題是，什麼叫補救？為什麼要補救？如果是為了吹牛吹得好，數據顯得漂亮，補救只會每下愈況。人民為本、學術為本，其餘是末；本末不清，必有近憂。

國民黨的從政領導菁英各個迴避韓國瑜，最立即的理由當然是覺得他沒有希望勝選，又怕他連累自己下次勝選。他們認為，自己的選票主要靠本縣市的執政績效與服務，所以最好不要沾上韓國瑜，成為政治正確所檢查的焦點。稍微深層的理由，也許真的是街坊一直揣摩的那樣，認為韓國瑜是土包子，缺乏貴族氣質，不屑與之為伍。

中共二十大的人事抵定後，都說權力更集中，更獨裁。包括台灣在內的外界觀察家，對此語多警告、諷刺、看衰，同時也對胡錦濤被要求離席，多表同情。

儘管蔡英文的博士學位案已塵封三十年，但其他證據不斷湧現，幾乎不需要參考她那些密件，局外人也能一目了然。可是，如果就真追根究底下去好嗎？中共不會漁翁得利？可見，追究下去可能釀成國安危機，必須審慎處理。但在處理前，對當事人的狀態，則應充分掌握。

對未來失去希望的時候，常會出現兩種症候，一是拒絕再溝通，二是放棄思考未來。最近政局發展，似乎在在顯示，當前執政者已經透露出絕望的行為模式。蔡英文不一定有意識地對自己執政絕望，不過，她正透過這兩種行為，在逐步培養自己體會並接受她本人已經在潛意識裡形成的絕望之情。

蕭美琴跟未來的美國國務卿通電話，對方說可以公告，台北就公告；美國的情報高官來台，對方說不可以公告，台北就三緘其口。華府要台北宣佈沒有要與美國建交，更沒有要靠美國協防，結果，每每對北京口出惡言，不可一世的吳釗燮，就乖乖照稿子唸。現在與美國簽了一個破天荒連中文版本都還沒有準備好的備忘錄，等於是美國直接拿到現場要你簽的，台北各界恐怕連內容是什麼都模模糊糊。當然，在一起簽字的模樣最重要，比簽了什麼重要得多。

台獨是今天台灣最大的政治正確，台獨青年到慈湖理直氣壯從事破壞，就在於他們反中華民國，主張台獨。政府縱容他們，或現場憲兵不敢阻撓，反映了青年追求自我實現的正當性，已經到了超越公權力的程度。這樣的自我實現，是人人以我為主的民主，而不是以群體為主。那麼，台灣獨立以後，他們會愛國嗎？

蔡英文愈來愈不討好，是因為政策不好？執行不好？態度不好？還是根本與她自己無關的形勢不好呢？

在蓋亞那建立台灣辦公室遭到滑鐵盧，台灣外交部憤怒批判中國恃強凌弱。我們若是仔細想想，恃強凌弱的根本是台灣與美國，而中共則是把蓋亞納解救出來。結果，台灣老羞成怒，把自己藐視、歧視蓋亞那的心理，說成是中共。這不只是揭穿了台灣價值全都是自我欺騙的大內宣，而且心態低賤、殘忍。

不論是民主選舉，開始公開股市，最忌諱的，就是擁有內幕消息的人，釋放真真假假的消息，讓選民或投資人受到引導，進而做出釋放內幕消息的人所希望看到的行為選擇。在民主選舉方面，邱義仁是台灣選舉史上發佈不實的重大新聞方面，一個破天荒的範例，但對於以權威姿態試圖影響公開股市的範例，若說要達到邱義仁的程度，是一直到這兩天才由翁啟惠展示。

在論及花蓮地震中受困，甚至當時判斷可能罹難的北京來台一家五口居民時，蔡英文向大陸表達善意，「尚未尋獲的五位中國大陸旅客，我們不會放棄任何希望。在人道救援上，兩岸没有距離。我們會盡最大的努力。兩岸一起為他們祈福。」

現在，台大社會科學院已經受理林智堅的論文抄襲案。請問，如果將來判定他抄襲，要不要對導師陳明通進行懲處？如果林智堅與陳明通都該懲處，要不要進一步懲處國發所這個共犯結構？而國發所的在職專班徹底腐化，要不要懲處社會科學院督導無方？

大概不撤也不行？教育部的立場很清楚了，遲早可以找到瑕疵，就算沒有瑕疵，要眾口鑠金一個瑕疵出來並不難，何患無辭？難道管中閔還要想像有另講道理的餘地？

中天關台！有人義憤填膺認為歷史不會忘記中天，更會紀錄蔡政府扼殺新聞自由。他們太浪漫。新聞自由這點，歷史絕不會記得，起碼我們老百姓一定記不得，更別奢望民進黨記得。後人會記得的，是戰役的勝負——民進黨贏，中天敗北。

理想、願景很會編，民主、自由很會講，然而在口頭膨風之外，執政到底是為了什麼，已經一片空白。執政人物像開著沒有方向盤的車子，一群人拼命搶零件，邊上還嚷嚷分杯羹的，嚷到失心瘋，在車毀人亡前，他們都還想圖點什麼！

國民黨下野，深藍黨員支持的洪秀柱當選主席，民進黨值此兩岸政策備受壓力之際，借用改革轉移視聽，在所難免。於是，勢弱而目標明確的國民黨，成為顯而易見的目標，甚至有助於加速國民黨本土派的疏離或裂解，則對尋求長期執政的民進黨頗具誘惑。其間，黨產議題雖然關鍵，但龐雜詭異，只適合作為長期的政治支票，至於短期可用且具有民氣支持的，就是黨職併公職的問題，又正好與年金改革此一競選承諾相互配合，可說是首當其衝，山雨欲來。不過，著眼黨職年資應先認清其歷史背景與政治本質，否則反而肯可能會迷失自己。行使已經三十多年的黨職併公職計算退休年資，早就引發民進黨人及其擁躉多次的尖銳批評，尤其集中在對所謂早年的權貴子弟如何獲利方面。然而，這個年資合計方案針對的，並不是權貴，被指名的權貴雖然也適用，只是極小一部分。黨職併公職背後的邏輯，貫穿近代中國歷史，不僅明清兩代，就連海峽兩岸、朝野兩黨，都不遑多讓，因此並不是國民黨特有的現象，更不會就止於黨職併公職的扭轉。事實上，民進黨固然沒有這樣的問題，卻也分享這樣的文化。研究明代財政與稅收的黃仁宇就曾經指出，中國人對於數字管理不擅長，國庫與皇帝的內庫不分。讓人聯想到，遭人詬病受賄嚴重的清朝名臣、重臣李鴻章，也是公私不分在支應洋務運動；後來再到民國時期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他們跨越公私的挪移，時而反共抗日，時而享受奢華，可說是變本加厲。即使到了當代台灣，如李登輝時代的國安密帳複製的，不正是明清兩朝的財政文化的翻版嗎？而陳水扁通過私人積累台獨建國基金，更是不遑多讓。小至批判黨產不遺餘力的林佳龍，聘用家人親信以新聞局名義募款賑災，以突破制度限制，其間思維直如台版孔祥熙。較之於對岸，凡稍有本領的單位或企業，乃至於鄉鎮村辦，必然有自己的小金庫。名為集體所有，如何使用，實際是存乎書記與廠長一心。習近平吃慶豐包子、搭計程車，就是利用民眾對領導人濫用公款的刻板印象，才能從反面來進行的形象工程。國民黨安排黨職併公職的背後，就是同樣的一種理所當然的財政文化表現。當年國民黨播遷來台，風雨飄搖，反共抗俄尤其是黨員的責任。黨員執行的就是保家衛國的責任，艱辛超過國家公務員。出生入死最激烈的，恐怕沒有超過陸工會在敵後的情報員。另外，海工會在沒有邦交的各國積極活躍，他們豈是在吸收黨員？根本就是做為地下外交部，執行國民外交，包括在學校裡拉攏外籍學生顧問，動員教授支持台灣。在黨國不分的時代裡，即使今天叱咤風雲的民進黨領導精英中，當時不乏也同樣在學校裡爭取擔任國民黨學生黨部的常委，想的是就是參與政治，而表現出來的是三民主義先鋒。對他們年輕的心靈來說，入黨攀升，就是為國服務。不但朝野繼承的是公私不分的財政文化，對外政策也假定交涉對象與我們相同，所以在爭取邦交國的外交金援，經常送到對象國家的領導私人帳戶，李登輝如此，陳水扁更如此。馬英九得以倖免，是因為他推動外交休兵。簡言之，黨職併公職有其弊病，也有其道理；有時代因素，也有文化理性。就算今天民進黨能將黨職併公職以後所因此領得的退休金追回，民進黨黨人自己必然還是會在近代中國財政文化公私不分的這個特點上，繼續創意發揚。認清於此，民進黨的改革話語，必須謹慎具體，才不至於弄巧成拙。

檢方起訴前中研院院長翁啟惠，指他為了私利而敗壞官箴。檢方固然有理，但是，翁啟惠不是敗壞官箴的始作俑者，在台灣政治經濟倫理全面崩解的背景下，翁啟惠充其量只是一個參與者，而且他是純粹依附在集團運作下，為了自己與家人謀好處，絕對不是歷史上最糟糕的中研院院長。

兩岸之間發生衝突的機會，未如外界渲染之高，國際戰略專家經常大驚小怪的原因，主要是站在了美國的戰略角度，因此是出於大國競逐的期待，而不是兩岸的形勢或兩岸各自的政治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