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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1-SMG0035-快訊小紅條兒

我們結婚吧!同志在中國的生存之道 男同與女同合組「形式婚姻」

2016-02-21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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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父母和長輩的催婚和生子壓力,中國不少同性戀者以與異性進行「形式婚姻」來解決此問題。(資料照,葉信菉攝)

面對父母和長輩的催婚和生子壓力,中國不少同性戀者以與異性進行「形式婚姻」來解決此問題。(資料照,葉信菉攝)

中國的千萬同性戀人群,在傳統觀念、家庭與社會壓力下,不得不與異性結婚,不少男女同性戀者通過結成形式上的夫妻來應付。形婚逐漸普遍,相關網站應運而生,蓬勃發展。形婚作為一種妥協,也面臨著巨大爭議。

每逢佳節被逼婚,但中國估計約千萬計的同性戀者卻以奇招應變。面對父母和長輩的催婚和生子壓力,不少同性戀者以與異性進行「形式婚姻」來解決此問題,更催生了為同性戀者尋找異性「形婚」對象的網站。

中國的形婚網站因而蓬勃發展,隨著互聯網創業大潮的發展,針對同性戀人群的社交服務越來越多,粉紅經濟早已不是一個禁忌的領域,反而是一個競爭激烈的「紅海」。廖卓營在創立了針對男同性戀的Gaypark和針對女同性戀的Lespark之後,另闢蹊徑,搞差異競爭,又創辦了「彩虹佳緣」軟件,用婚戀網站的形式,專門幫同性戀找形婚對象。

打開這個用彩虹做logo的程序,其介面與一般的交友軟件區別不大,頭像、昵稱、個人介紹一個個縱向排列在首頁上,不過註冊會員的介紹卻與別不同,很多會員還沒來得及改掉系統分配的個人介紹﹕「百善孝為先,我別無選擇,我不想欺騙無辜的女孩,所以選擇形婚的你來編織一個善意的謊言來撫平父母高懸的心」;「大家都不容易,找形婚為的是互相幫助,真能合得來就當親人相處,共同應對社會家庭的壓力和生活的煩惱」。

Asia2016-No8-1-1-彩虹佳緣-取自彩虹佳緣APP
市場上已出現為同志尋找形婚對象的APP。(取自彩虹佳緣APP)

雖然廖卓營創建了三款同志社交軟件,他自己卻是一個直男,他在二零一三年開始同性社交創業,他的孩子也在同一年出生。同志社交並不是廖熟悉擅長的領域,他曾在微軟中國工作十餘年,在一次失敗的創業經歷後,又回到大公司,一邊工作一邊尋找新的創業項目,他的第二次創業選擇了同性社交領域。「做一個垂直社交,同性社群的特徵最清晰,最穩定」,廖分析,母嬰社群也曾是他考慮的方向,但是「母嬰這個社群過了五年十年後,就不會有這個特徵,因為孩子長大了,但是同性戀的屬性卻不會變,除了同性戀,沒有其他社群的屬性這麼強烈」。

同性社群不僅屬性強烈穩定,而且需求多元、市場潛力大,「實際上交友並不是這個人群的一個很大的需求,這個人群還有很多更廣的需求,比如女同性戀需要穿小碼的男款服裝、皮鞋」,他們最近剛推出針對女同性戀的內衣,這款內衣可以掩蓋部分女性曲線,適合男性角色的女同。

廖卓營的家在北京北土城公園附近,這裏是北京最主要的同志聚集地之一,同志情侶們不分白天黑夜的在這裏談情說愛,「我住那附近,有很大的視覺衝擊」,廖說。視覺衝擊之後,廖開始嚴肅考慮創業的可能,他先是和自己身邊的朋友聊天,發現自己身邊已經存在一定比例的同志。同志數量可觀,但是相關的社交軟件卻並不完善,在二零一三年時,市面上的同性社交軟件十分少見,美國的社交軟件雖然已經出現,但是功能卻十分簡單,只能認識周圍好友,卻沒有社群功能。

風險投資人看好投資

廖首先創立了針對男同性戀的社交網站Gaypark同志公園,接著又創立了針對女同性戀的Lespark拉拉公園,並且得到了著名風險投資人王忠平、薛蠻子的投資。在運營拉拉公園的時候,廖發現,不少男同性戀特意到拉拉公園註冊賬號,在這個女同的社交網絡裏尋找同婚的對象。「這個需求特別旺盛」,廖說,「我們一定要做差異化競爭,而且(形婚)是實實在在的剛需(剛性需求)」。投資人薛蠻子也對形婚中介很感興趣,他告訴廖,要趕緊擴張去賺錢,因為彩虹佳緣比Gaypark、Lespark更能掙到快錢。

就算是能賺到快錢,但是衆多同性社交廠商並沒有一窩蜂的向這個領域擴張,廖卓營認為,這與形婚社交的高風險有關,風險集中於這個無法解決的難題:你無法證明自己是同性戀。這使得用戶很難識別騙婚的人,雙性戀男性甚至直男可能騙女同性戀形婚,並發生婚內強姦;女異性戀可能為了錢財而和條件較好的同性戀男性結婚。

為了確保安全真實,彩虹佳緣要求用戶進行身份證、房產證、學歷證的認證,「性取向是無法在法律上得到認證的,我們只能證明用戶聲稱的條件的真實性」,在未來彩虹佳緣還將增加另一個驗證同性取向的門檻:註冊賬戶時,需要自己的同性伴侶也註冊,並要求同性伴侶提供身份證明文件,從而提高行騙成本,提高軟件的真實性。

廖卓營不是同性戀,創立彩虹佳緣等同性社交軟件純粹是市場考慮,「商業是我們的初心」,他說。開發不同的同性社交尚沒有遇到爭議,但是在彩虹佳緣上線後,他則受到了來自同性群體的批評,畢竟形婚是一種欺騙,也是一種逃避,對改善同性戀平權事業甚至有一定的阻礙作用。

「形式婚姻的流行,是社群裏的一種不良趨勢,會使社會和商界倡導平等的動力減少」,上海同志商務創始人畢信樂說,「商業化形婚是不挑戰現狀而使不誠實和欺騙融入同志對婚姻的社會價值。形婚這一趨勢越盛行,通往平等的道路就會變得越曲折」。

上海同志商務是一個關注同志人群職場發展的組織,去年四月份舉辦了一場針對同志群體的招聘會,並邀請到了IBM、優步、谷歌等大企業參加。他認為,「形婚所催生的市場,方便甚至激勵人們去欺騙,還從已出櫃和在考慮如何活出真我的同志們那裏,奪走道德鼓勵和社群激勵」。

一個月回家一次的爸爸

進行「形婚」的同性戀者,他╱她們的生活往往歡笑與淚水交織。溫燕的兒子今年五歲了,他和母親與外婆生活在浙江的一個三線城市,爸爸平均一個月回一次家,每次回家他就和過節一樣,總是迫不及待的跑上去擁抱,但是到了該離開的時候,爸爸仍會頭也不回的離開。兒子有時問,為什麼爸爸一個月才回一次家?溫燕只好告訴敷衍他,爸爸經常要出差,她沒有也永遠不會告訴兒子的卻是:爸爸是男同性戀,媽媽是女同性戀,這個家,只是一個形式上的家。

溫燕的婚姻,也叫做形式婚姻:男同性戀與女同性戀,組成形式上的家庭應對社會壓力,但是他們各自又可能有自己的同性戀人甚至家庭。據長年研究同性戀問題的青島大學教授張北川估計,中國大陸同性戀人數約為三千萬,其中男同性戀約兩千萬,女同性戀約為一千萬。

中國適齡人群結婚率在八成以上,在婚姻壓力之下的同性戀人群,要麼和一個異性戀者結婚,要麼找另一個同性戀者形婚,前者可能涉及欺騙,後者則是坦誠的合作,形婚現象越來越多,二零一五年初甚至出現了專門為同性戀者找形婚對象的手機應用。

從二十五歲開始,溫燕開始頻繁地「被相親」,她不願出櫃,不願抗拒父母,只好和這些親友介紹的男孩禮貌地見面,然後不再聯繫。這樣的日子過了快兩年,她不勝其煩,決定去形婚,「我是覺得總要結婚一下,生個孩子,要滿足父母和朋友的期待」。

全國各地的同性戀通過聊天群組、網上論壇相互聯繫,解決形婚成了各地同性社群的一大作用,溫燕開始參加本地的形婚相親活動,認識了現在的「老公」。雖然是形式婚姻,兩人從認識到結婚,也花了一年的時間。

婚姻既是感情結晶,也是社會契約,兩夫妻既要互相愛慕,也大多要有相稱的「條件」。形婚當然無所謂「愛情」,而且既然是純為了形式而結婚,那麼在經濟條件、社會地位上,就更加講究精確匹配,可謂比最現實的直人婚戀還要現實。

溫燕不僅看中「老公」的條件,他大溫燕兩歲,從事IT行業,自己有房,溫燕也喜歡他大方、老實的性格,他在結婚的時候不要求女方出巨額彩禮,還將自己的房子作為名義上的婚房。

溫燕喜歡小孩,「老公」卻沒有這方面意願,但是在家人的催促之下,兩人在結婚一年多之後開始要小孩,懷孕採用人工受孕的方式,兩人並無夫妻之實。形式婚姻的具體安排因人而異,是否要小孩、婚後是否住在一起、是否給彩禮、是領結婚證還是辦假結婚證,都需要兩人協商。

「他把養小孩當成是一項任務,我一開始對這個很是生氣,現在也就無所謂了」,溫燕說,而在有了小孩後,她終於實現了家庭的期許,成家、生子,儘管這個家庭有些與衆不同。

對於同性戀取向,對於形式婚姻事實,溫燕對父母隻字不提。她父母對這段冷淡的「婚姻」並沒有表現出懷疑,似乎覺得溫燕的「不正常」在婚後就能改變,「我父母覺得有了孩子之後,就會見怪不怪了,他們覺得有了孩子就不會怎麼折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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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同志必須承受來自傳統觀念、家庭與社會的巨大壓力,婚姻平權仍有很長一段路要足。(資料照,葉信菉攝)

因同性戀而與家人折騰

賀蘭已經和母親「折騰」了快十年,現在鬥爭得筋疲力竭的她決定徵婚,找個合適的同性戀,緩解與母親緊張的關係,過上安靜的生活。

賀蘭生活在河南的一個小城市,在一家國企工作,小城市社會關係很近,她無時無刻不處在「監視」中,賀蘭一次下班和一個男性朋友吃飯,吃完飯之後便接到了母親的電話,質問她為何不回家吃飯。

她和現女友不敢在街上拋頭露面,兩人一次在外約會被親戚看見,這位親戚便向賀蘭的母親告狀,說她是同性戀,母親大受刺激,勒令賀蘭把女友趕走,賀蘭也向母親發火,讓她不要管自己的事,並說這個「告發」他們的親戚是在挑撥離間。已經和賀蘭同居的女友不得不離開三個月,不再在這個城市露面,這才讓母親以為賀蘭已經妥協。

在這次「事件」之後,賀蘭和女友過上了更加離群索居的生活,「我現在連街都不逛了,我淘寶;我女朋友也不露面了,要麼宅,要麼去外地,反正盡量不在公衆面前出現」。除了女友,賀蘭只有另外唯一一個朋友,是個男同性戀,他們一個月約一兩次,開車兜風、吃小吃。

「我不怪任何人,誰都有自己的生活,我需要這樣生活,別人需要那樣,誰都沒錯。認可我的我就同她做朋友,不認可遠離就好。」

她每天的生活也變得稀薄無比:天天上班,早上晚上遛狗,中午也在單位;週末抽一天,去美容院,然後去媽媽家,另一天做家務,「現在就是等退休,或者熬不住了,辭職去旅行」。

賀蘭在一家國企工作,收入不錯,已經購買了一套遠離市中心的房子,賀蘭的母親卻一直沒有新房的鑰匙,賀蘭口頭的理由是嫌母親「事兒多」,實際上還是怕母親撞見自己與女友。

一次賀蘭下樓遛狗,在自己小區樓下遇見了母親,那時女友還在家裏,嚇得不敢出門,母女在樓下吵了起來,母親讓賀蘭趕走女友,賀蘭最後只好敷衍的同意了母親,最後她還是沒有讓母親上樓。

賀蘭覺得,應該是樓下停的汽車加重了母親的疑心,認定她的女友一定在屋裏,這輛車是賀蘭與女友一起買的,兩人一同給車貼膜、拉花,著實費了一番心力,在母親家訪「事件」之後,她們虧本賣了這輛車,又換了其他的車型,「後來買車,我們就不花那麼多心思了」。

賀蘭的父親在她剛開始工作時因為心臟病去世,剩下母親一人,家裏經濟狀況一下變得拮据,但是母親仍然省吃儉用為賀蘭存錢,「我媽捨不得吃捨不得穿,我跟她說我都工作了不需要她給我錢,她說還要給我攢錢, 她怕我走了在外面沒有錢吃飯,我心酸得厲害」。

本來回家工作只是權宜之計,賀蘭一直打算再去大城市工作,但在這場家庭變故後,她準備留在家鄉,多陪母親。而在個人感情方面,賀蘭和當時的女友剛剛分手,對愛情心灰意冷,甚至產生了「乾脆和直男結婚」的念頭,於是她放棄了更加自由開放的大城市,留在了保守封閉的小城市。

雖然和母親有多次激烈對峙,但是賀蘭從來沒有向母親出櫃,甚至在母親說她是同性戀的時候,她也沒有正面承認,「我不承認也不主動提出這個問題」。賀蘭覺得,母親最多只會把她的性取向當成一時糊塗,她「結婚」之後,母親就會安心,「媽以前還說過同志違反自然規律」,賀蘭說,「如果我結婚了,她最多覺得我曾經不清楚自己要幹嘛,結婚了就清楚了」。

同性戀者的母親是他們形婚的一大原因,也是同性戀子女痛苦的重要來源,「我為什麼會怪她,是我先對不住她」,賀蘭說,她覺得自己對不起母親的地方是自己沒有早些形婚,「我媽媽壓力非常大,她性格敏感容易受影響……我媽媽心臟病的,我不想刺激她了」。

形婚的中國特色

形婚是一個很有中國特色的現象,「在歐美國家,由於觀念和法律的發達,形婚非常的少見,即使有,也有完善的社工組織提供援助」,哈爾濱工業大學教授唐魁玉說,他已經撰寫多篇關於同妻以及同夫的論文,他在論文中指出,導致同性戀與異性戀結婚的最主要原因是家庭,其次是工作、社交中的社會壓力。

有的同性戀在面臨巨大社會壓力後準備同婚,也有的人一早認清了社會現實,在自己的同性戀愛還未修成正果之前,便開始張羅自己的形婚了。

楊萍已經在專門撮合形婚的社交網站上貼出了自己的資料,雖然她還沒有和自己的同性戀人確定長期關係,但是「我想先把婚姻搞定,然後我就自由了」。她在貴陽一家國有建築公司做工程師,經常帶著安全帽出現在工地現場,剪著一頭短髮,喜歡穿方便工作的長褲。

楊萍家境不錯,也很有主見,大學在北京念,畢業後回貴陽老家工作。她是個早熟的女孩,身邊的「圈內」(同性人群)朋友年齡都在三十歲左右,這些大齡同性朋友的遭遇,讓她決定,自己一定要早點行動,這些朋友都到了婚齡,都沒能和家裏人出櫃,只好匆匆形婚,「他們很著急,對象相處的也不是很久,我覺得即使是形婚,雙方也要相處比較久一些」。

楊萍大二暑假回家時,認識了大她四歲的女友,現在兩個人在一起已經五年,同居也已經有三年,女友也是貴陽人,兩個人在楊萍畢業後便住在了一起。現在就連楊萍的家人也已經和她的女友很是熟悉,兩個人節假日還會一起與家人過,不過至少在表面上,她只是楊萍的「朋友」而不是戀人。

楊萍覺得,家裏人很可能知道自己的性取向,但是雙方都沒有挑明,她也不想和家裏人出櫃。她覺得無論家人理解與否,她都必須要形婚。「畢竟他們是那個年代出來的,即使知道同性戀卻也不一定能理解,我也不期望他們能理解」,而且即使理解了,自己同性戀的身份也會讓父母活得很累,「我覺得他們挺不容易的,我不想讓他們幫我打掩護,我爸也是比較傲氣的人,他不會跟人解釋我的狀況,而且他們知道我的女友,會把負面情緒帶給她」。

楊萍的家人還沒有催她結婚,她估計等自己二十七八了,家人就會催,「以前想就是拖著,現在覺得太不現實了,拖著越久負擔越大」。楊萍的女友很排斥形婚,楊萍還要向她做工作,「我就去勸她,她父母離婚,如果她不結婚,會給母親帶來罪惡感,以為是自己影響了孩子」。

形婚的風險與機遇

形婚充滿風險與機遇,楊萍的「圈內」朋友中,形婚的不少,既有正常的也有麻煩的,「我一個認識七八年的朋友,形婚的gay對她很好,男方給六萬彩禮都沒有收回來,她在外的房租都幫她承擔一半」,楊萍說,「另一個朋友找了摳門的gay男,兩方條件不錯,結婚時只叫了兩三輛花車,我朋友自己花錢又補叫了七八輛」。

面對這些風險,楊萍覺得,解決的方法不是出櫃,而是早準備,早適應,「真實的婚姻也會更複雜,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肯定會有各種問題的,有問題是可以解決的」,她想在一年之內找到形婚對象,然後獲得「自由」。

「彩虹佳緣」創辦人廖卓營則認為,中國在短期內是無法完全容納同性愛情的,形婚至少能解一代人的燃眉之急,「中國近十年才開始討論同性戀,到平等還有幾十年,人的一輩子就過去了,這一代人的問題(卻無法解決)」。

中國發展簡報網站編輯、女權主義者王穎怡認為,「反對形式婚姻最主流最賣座的觀點,是形式婚姻裹挾了中國同志運動,將一大批可能出櫃的同志,裹入異性戀婚姻體制,從而阻礙了同志運動的進程和發展」,但是她認為,同性婚姻合法化並不是同志運動的唯一標準,「如果說中國同志運動的目標是讓每一個同志都能過上好的生活,那麼,不要去定義什麼是『好的生活』」。

隨著時間推移,關於形婚的爭議也會變化,唐魁玉教授預測,「用不了多久,八零和九零後的文化就會成為主流文化,他們以前是亞文化,他們逐漸會代替原來的文化,現在中央的領導人是五零後,二十年後是七零後當權,二十年後會發生很大狀況,這類形式婚姻會越來越少」。

不過,形婚的同性戀者也面對巨大考驗。溫燕的孩子就要上小學了,為防止孩子起疑,她打算和「老公」開始同居;賀蘭還在尋找著形婚對象,她與生活已經鬥得精疲力盡,她說自己現在「就等退休或者忍不住了辭職旅行」;而二十四歲的楊萍還在積極「徵婚」,她打算一年之內就找個形婚對象結婚,從此過上真正自由自在的生活。

 

文/劉項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亞洲週刊

(原標題:中國男女同性戀形式婚姻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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