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一九四五」是一個特殊的年份。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對日抗戰勝利前夕，迄國共鬥爭升溫。錢鋼翻閱六十年前舊聞，重新開啟塵封久矣的社會、民生、文化乃至政治與軍事的片斷，一個中國，就從這一年起，埋下兩條路徑。時代愈是紛亂，文字愈是燙手。
後人是沒有資格嗤笑前人的，哪怕你覺得當年的故事荒誕不經。例如，六十年前的一九四五年初，蔣介石提出「虛心博採輿論以資攻錯」，而《大公報》則像久旱中則來甘霖，立刻盛讚「蔣主席的致辭，開明踏實」，是「新生之年」的「新作風，新象徵」。
其實蔣介石在開國紀念典禮上對文武百僚的講話，重頭在「提高行政效率」，同時他也提到「鼓勵正當輿論」。蔣說，「總之，我們必須盡瘁職務，愛護人民；同時尊重輿論，容納善言，藉資借鏡，才能使政府健全，政治修明。也才能洞悉民情，培養民力。使政府人民痛癢相關，同心一德，如身臂手足之相使」。這使曾飽受鉗制之苦，甚至遭受過停刊整肅的《大公報》興奮不已，第二天便有投桃報李的社評〈博採輿論的新作風〉。
「為什麼如此重視蔣主席的言一表示？」《大公報》用淺顯的語句解釋：人之所以區別於一般的動物，就是因為人類具有「別是非善惡的良知」，「但一人的聰明有限，見聞更有限；而人類之所以能夠累積文化，創造進步，就靠了集合聰明，交換智慧，互道見聞。假使人人閉聰塞明，不聞不見，一意孤行，人類早就不能存在了。上帝給我們耳朵讓我們聽，給我們眼睛讓我們看，給我們嘴舌讓我們說，更給我們頭腦讓我們想；假使自己有耳不聽，有眼不看，人家有嘴也不讓說，於是大家不想，那還要甚麼人類？這話雖說得太極端，而道理確是如此。歷史上的暴君，今世的軸心（注：二戰期間侵略之軸心國），他們的政治就是閉嘴政治。」
嘴一張開，就有點收不住。社評開始痛斥秦始皇的「偶語棄市」（街頭兩個人議論國事就要殺頭）和軸心國者統制言論的虐政：「暴秦之亡不旋腫，軸心之敗也在目前…時代的潮流在不可抗拒的流向民主，民主政治的精髓就在於言論自由。」
《大公報》的社評說，蔣主席的指示中有「應當鼓勵正當的輿論」的話，聰明的人難免要聯想到「那麼輿論若是不正當呢！」於是答案「我們還是得取締！」
抓住攸關言論自由的這個關鍵命題，《大公報》再次祭出蔣介石的令箭。「我們真感激蔣主席的明達，他對這一點也指示出一條大道」，蔣的話是─「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寡過之道，在於聞過而能改。我們政府應該勤求民瘼，也應該鼓勵正當輿論。俾能根據事實，宣達民隱。遇有批評到我們主管業務或是舉發我們缺點的，我們應該以坦然致公的虛懷，詳察事之所在。如事實不符，傳聞有誤，或因不明內容，輕加指摘，我們正可以藉此說明真相，使社會人士明了立法施政的本意。若其批評而合乎事實，就應該切實接受，積極改正。」《大公報》概括：「這就是說，輿論不妨傳聞有誤，「蔣主席深明這道理，所以指示不怕傳聞失實，怕輕加指摘，那實在更給政府以說明真相的機會。」它承認報館也要接受約束，但「社會對於報館的監督與檢查，比政府的檢查與統制還來得有力量」！
寫到這裡，社評的作者簡直已經血脈賁張：
「政府百官聽！主席要你們博採輿論，聞過而能改！新聞檢查局聽著！委員長要博採輿論，你們卻不可暗殺輿論！」
社評說，我們的新聞檢查的尺度儼如寒暑表，熱了漲，冷了縮，需要新聞記者善察空氣才行。社評說，根據蔣主席的指示，新檢條例應該大加修正。除了軍機及外交機密，一概無須檢查。社評說，記得邱吉爾首相訪問華府出席記者招待會，羅斯福總統給邱吉爾介紹說，「這是一群狼！」美國記者如狼，中國記者雖不敢希望似虎，但必要任他們放膽吼幾聲，則於政治修明和國家進步必然大有裨益。
此言遠非怒吼，但也絕非囁嚅。要懂石縫中植物的扭曲，須先懂巨石的逼迫。時過境遷，對當年的統治者罵一聲「騙子」，或對當年的書生歎一聲「迂腐」，都有違歷史的真實。
彷彿要給《大公報》的一廂情願潑點冷水，就在蔣介石發表講話的當日，中共主辦的重慶《新華日報》三版登載的翦伯贊文章《展望一九四五年》，被檢查官刪去四行，那一段說成了這番模樣：
一九四五年帶給我們的，是民主的福音。因此在一九四五年，中國人民最基本的歷史任務，是要把中國變成民主的中國，要把中國變成民主的中國…………才能動員人民，組織人民。
成為刀下鬼的，是哪些不宜「博採」的「輿論」，我輩中一些人自然不難想像；而另一些人，則可能根本不敢想像。
＊作者為知名報導文學作家及記者，現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畫主任。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舊聞記者》（中華書局，2015）。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