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奧運會，人們不期而然想到1936年柏林奧運會和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因為兩場奧運會都是由專制國家主辦，開幕式都是宣揚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群體主義。而且兩場奧運會都是由當紅的御用專家導演拍攝，用藝術手段給「黨國強權」披上耀眼的輝煌、迷人的神聖。
在納粹德國，女導演萊妮．瑞芬斯丹（Leni Riefenstahl）拍攝的《三六年柏林奧運》，尤其是記錄納粹黨代會的《意志的勝利》，被視為法西斯美學的經典之作。
在共產中國，當紅導演張藝謀，則以拍出推崇秦始皇以強權、集權「統一天下」的《英雄》和《滿城盡帶黃金甲》等影片，被欽定為北京奧運開幕式的總導演。
瑞芬斯丹和張藝謀雖然生活在不同國家、不同時代，但他們卻有很多相似之處，比較兩者的異同，人們可以看出納粹美學觀對藝術家的影響，兩者的共性。
第一個類似：底層出身、個人奮鬥，到官方「加持」
近年美國出版了兩本有關瑞芬斯丹的傳記，一本是譯自德國科隆大學影視藝術史教授特林本（Jurgen Trimborn）所著的《瑞芬斯丹的一生》，另一本是美國學者巴赫（Steven Bach）寫的《瑞芬斯丹傳》。據這些傳記，瑞芬斯丹出生在柏林的一個底層家庭，父親是水管銷售員。但她從小就要出人頭地，16歲時，就曾飾演裸露的女孩角色，但電影完全失敗。隨後她轉向跳舞，曾和一個比她大19歲的粗鄙網球手同床，並學會了她後來的信條——利用男人達到自己目的。一個猶太銀行家曾愛上她，她拒絕結婚，但樂見這個銀行家出錢出力幫她跳舞出名。她自我奮鬥，但不斷受挫，還一度膝蓋受傷，使舞蹈生涯無法繼續。直到她在電影《高山》的演出默契了希特勒的納粹美學，她才開始大紅大紫。
希特勒說，「我一生在電影中看到的最美麗景色，是瑞芬斯丹在《高山》的海上跳舞。」因為希特勒從中看到了這個女人的偶像崇拜，權力崇拜，和征服欲。所以希特勒掌權後，瑞芬斯丹就成了納粹藝術宣傳的首席指揮，更是法西斯美學的展示者、闡述者，並藉此達到了她藝術和聲望的頂峰。
張藝謀也出生在社會底層，並在上山下鄉、工廠勞動時吃了苦頭。後來進入電影學院，靠個人奮鬥出頭，早期作品曾帶抨擊制度的色彩，也描寫荒唐大時代下的小人物的悲慘命運。他靠在國外獲獎成名，卻在國內受挫，好幾部電影都曾被當局禁映。後來其作品則越來越「規矩」，到拍出和官方意識形態完全默契的《英雄》、《秦始皇》（戲劇）、《滿城盡帶黃金甲》等，就已成為官方導演，到出任奧運開幕式總導演，其地位則竄升到影視宣傳的「紫禁城總教頭」地步。
第二個類似：美學趣味相投
在《意志的勝利》中，那種人群方陣、旗幟海洋，齊刷刷、炮筒般高揚的納粹禮，把國家主義、群體主義、民族主義的意像，放大到美學的極致。在《三六年柏林奧運》中，奧運精神被置換成納粹精神；最應體現個人自由的奧林匹克，成了群體狂熱的法西斯英雄儀式；銀幕上「戰鬥」 「勝利」等旁白，預示了後來的奧斯維辛和征服歐洲的屠殺。
美國有評論家說，法西斯美學的特點是：對控制、服從、奮鬥、痛苦這四種特性的著迷並為之辯護。在瑞芬斯丹的鏡頭中，是領袖控制一切，人民服從國家，為日耳曼民族奮鬥，什麼痛苦都堅忍前行。因為他們相信群體主義的遠大目標是輝煌、壯麗的，是值得犧牲、獻身的。在瑞芬斯丹的鏡頭中，觸目皆是那種泰山壓頂般的群體陣勢，那種絕不可被挑戰的秩序，那種令個體不寒而栗的霸氣。
張藝謀好像有瑞芬斯丹的隔代遺傳，例如他的《英雄》，在拍攝手法和美學意圖上，幾乎是《意志的勝利》的翻版；也是極力鋪排大場面、大氣勢，大群體。那種整齊劃一、威風凜凜的秦皇大軍，那銅牆鐵壁、不動如山的武士方陣，象徵著不可挑戰、無法逾越的帝王權力。任何挑戰，任何異議，任何不同，都會被萬箭穿心，像螞蟻一樣被碾得粉碎。
瑞芬斯丹在《意志的勝利》裡，把希特勒回到紐倫堡拍得如彌賽亞回到人間一般壯麗。張藝謀則把《英雄》裡的秦皇亮相、《滿城盡帶黃金甲》的父王回朝，渲染成絕對權力的降臨，象徵著皇帝的至高、至尊，絕對的等級，絕對的權力。所有人都驚惶、緊張、敬畏、恐懼，他們都是整齊劃一的螞蟻，規格相同的螺絲釘，毫無個體氣息的雷同道具。
在瑞芬斯丹的攝影機下，納粹手臂是統一的，軍靴邁進是統一的，旗幟和掌聲是統一的。在張藝謀的秦王大軍那裡，萬劍射殺是統一的，「殺不殺，殺！」的喊聲是統一的，「風，大風」的吼叫是統一的；在《滿城盡帶黃金甲》裡，連宮女制藥、送水的動作都是統一的，甚至連裸露乳房大小都像蒸籠裡的饅頭一樣被擠成統一規格。他用這種誇張的「整齊劃一」，造成一種視覺效果，促人欣賞「整齊之美」；而在欣賞「整齊之美」的過程中，就潛移默化得到一種心理暗示：一致性、一統性、一貫性，不僅有其無法挑戰的威力、威嚴，更有令人欣賞的絢美。在這種「整齊劃一」的美麗中，任何不同、任何出格，任何個性，都會因破壞這個「統一之美」而令人無法接受。
這種群體主義美學，在張藝謀導演的北京奧運開幕式中更為突出：千百人組成一個方陣，千百人構成一個畫面，千百人變成一道景觀，其步調一致到可與電腦控制比美的地步。
這種高度一致、整齊劃一的畫面展示的是：群體才是最美麗的，群體是至高無上的，只有在群體之中，你才有價值；沒有群體，就沒有你。張藝謀要傳遞的是：在這個燦爛、美麗、威嚴的群體面前，個人是多麼的渺小，只有成為這個雄偉群體的一分子才可能有驕傲之感。這種一種鞏固君王統治的群體主義美學，這是一種踐踏個體主義的專制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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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謀的影片一向很注重色彩，而且即使在這個技術層面，他也毫不掩飾地展現那種法西斯美學。例如《十面埋伏》是綠色，《英雄》是紅色，《滿城盡帶黃金甲》是菊黃。張藝謀在每一部電影裡，把一種顏色推到極致；用這種全銀幕的同一色彩，呼應上面那些統一的群體、統一的行動、統一的吼叫；再次用視覺效果，強化「整齊劃一」、群體的輝煌。在這裡，無論是全綠，全紅，還是全黃，關鍵在於「全」，是獨尊的全色，沒有余地的單一。在這個「全色」裡，任何的雜色，都會刺眼，都不可以被允許。
這種表現群體意志、整齊效應、單一色彩的藝術手法，都清晰地展示出和法西斯意識形態非常吻合的觀念：那就是把「群體、統一」推到至高地位；而對「個體、獨特」則不僅蔑視，更要泯滅。
除了群體、整齊劃一之外，瑞芬斯丹喜歡拍體育場的宏偉建築、高聳的紀念碑等，因為這種意像更具崇高感、權威感；有法西斯美學所需的壯觀、神秘、權力三要素。而張藝謀則喜歡拍紫禁城、宮殿群，也是因為這種輝煌的建築，本身就是皇權的象徵。《英雄》的結尾在紫禁城，《滿城盡帶黃金甲》的結尾也在紫禁城，都標示著最後是宮殿所代表的權力勝利。
第三個類似：國家意志相近
瑞芬斯丹的鏡頭，放大的是國家的崇高，日耳曼民族的優越，領袖的偉大；張藝謀的鏡頭，渲染的是「天下」的至聖，中華民族的輝煌，皇帝的威嚴。在這種「世界」，個體的存在，個性的聲音，個人的自由等等，不僅微不足道、毫無立足之地，也不可避免注定要失敗、滅亡的命運。在《英雄》裡，任何想反抗皇帝的俠客，都以自我毀滅告終。在《滿城盡帶黃金甲》中，即使貴為王后、太子，只要違背父王意志，也都身敗名裂，遭滅頂之災。那種父王大軍的排山倒海、不可逾越的盾牌方陣，以及萬眾齊聲的吶喊，都是瑞芬斯丹《意志的勝利》的回響，即權力意志的勝利，同時也是想脫離王者的個人的毀滅。
對於瑞芬斯丹來說，德意志的強大，日耳曼的崛起，是高於一切的；而領袖則是國家民族的化身，因此她把片子拍成了「希特勒就是德國」。
對於張藝謀來說，則是「朕即天下」，天下高於一切。為了這個「天下」，即使「十面埋伏」，血腥殺戮，導致千萬人頭落地，那個最終的勝利者都是「英雄」。而那些想反抗者，不僅被「天下」的雷霆之力砸得粉碎，倖存者還被征服天下的「英雄」感動，自己了斷，自我神聖。
在《英雄》中，那個要殺秦王的刺客，最後被朕要統一天下的雄心偉業感動，放棄到手的機會，選擇被萬箭穿心，成全那個「天下」。他死的時候，沒有憤怒，沒有悲傷，而是像《一九八四》中那個被洗腦、把四個手指頭硬看成五個的史密斯一樣，在被處決的時候，是含著對老大哥的敬意和滿意的微笑而離開的。這才是最大的殘酷。
正是這種國家意識，瑞芬斯丹把體育比賽拍成了「一種儀式化的英雄偉業」，個體之間的競賽，變成國家意志的對決。當德國選手獲獎、德國人起立狂呼，高唱《德意志高於一切》時，個人的勝利，已經成為群體要求的勝利、國家意志的勝利，德意志的榮耀。因此有人把《意志的勝利》譯成《德意志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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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類似，效果殊途同歸
《極權主義的起源》作者阿倫特說，極權主義最重視掌握兩樣東西，一是群眾，二是宣傳。納粹宣傳家戈培爾宣稱，要把電影變成一種宣傳工具，因它是最能俘虜大眾的手段。瑞芬斯丹的兩部紀錄片，對宣傳納粹主義，對人的洗腦，所起到的無形而巨大的影響力，是難以估量的。有記載和評論說，無數德國人坐在電影院裡，觀看這部影片一直熱淚盈眶，當他們離席起身的時候，所有的人都篤信希特勒是一個英雄，是上天派來的彌賽亞。他們決心為他做一切事情，包括慷慨赴死——很多人的願望實現了。
即使在今天的中國網站上，還有人寫道，「人們再一次感受到這兩部作品中強大的力量、秩序和美。」有的中國教授甚至不敢把《意志的勝利》在課堂上全部放完，說「它的力量太強大了，我擔心如果學生把片子看完，就會變成真正的納粹。」還有中國網民激憤地為瑞芬斯丹抱不平說，「一個神話追求者，最終將她的生命編織成神話。一生酷愛運動和美的美麗女子，究竟錯在哪裡，罪在何處？」
張藝謀那種推崇國家、維護天下、榮耀暴政、獨尊群體、泯滅個體的電影，在中國個人主義意識剛剛萌芽的今天，起到多少扼殺、窒息作用，也是難以估量的。
第五個類似，「英雄」所見略同，都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2003年去世、活到101歲的瑞芬斯丹，至死都沒有為她的納粹宣傳認錯，堅持認為那兩部片子不是「宣傳性的紀錄，而是純粹的歷史」，並強調對納粹集中營一無所知，在波蘭時「我從沒看到一個屍體，無論士兵還是平民的。」但上述美國學者巴赫的傳記說，有照片證實，納粹在波蘭一次處決幾十個平民的屠殺現場，就有瑞芬斯丹，雖然她臉上有扭曲的表情。
她拍的《三六年柏林奧運》，特意選在希特勒生日舉行首映式，作為「生日禮物」獻給元首。希特勒則回報說，「這部作品讚美了我們黨的強壯和優美，它是獨一無二的，不可比擬的。」
早在納粹上台前，她就說過，「只要猶太人做電影評論，我就永遠不會有出頭的機會。大家瞧吧，等希特勒上台，一切都會改變的。」希特勒第一次見到她，就決定「等我們掌權，你一定要給我們拍電影。」而她曾對記者說：「對我來說，希特勒是歷史上最偉大的人。他非常樸素，而又充滿男性的力量，真是一個完美無缺的人。」
美國學者瓦里納斯（Algis Valiunas）在《克萊蒙書評》（2007年秋季號）發表對上述兩部瑞芬斯丹傳記的評論說：「聲望，金錢，權力，誘惑她和納粹交易」。但從瑞芬斯丹的一生來看，她的強人氣質（72歲開始學潛水），征服欲，事業狂和紀律性（她說不會愛任何一個男人），都使她的日耳曼國家觀和納粹不謀而合，而不只是她「逢迎」當局。她說過，即使丘吉爾要她拍，也會拍出這樣的紀錄片。
在生命晚期，她還夢想拍一部女王電影：美麗、英勇的女戰士族的女王，最後被希腊英雄所殺，但那位英雄抑制不住對女王的愛慕，和她的屍體交媾。瑞芬斯丹說，「我會用二千匹白馬拍攝戰爭搏殺的場面」，還是要大場面，要「意志的勝利」。她說，那個女王就是我的個人肖像，熱情果敢，充滿勇氣。聽到有人拍她的傳記片，她自己起了片名：被愛，被迫害，永不被忘記。這種勁頭本身就帶希特勒色彩。她即使不是傳說的希特勒的情婦，也是他的「靈魂伙伴」（soul-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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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謀的「天下」國家觀，也是和官方意識形態「不謀而合」。雖然很懂得「藝謀」，何時「悄悄示愛」，何時「公開獻媚」，拿捏準確，但張藝謀也並不是全然逢迎當局，而是自己欣賞那個意識形態裡的東西，可謂一拍即合。而且張藝謀也有瑞芬斯丹式的「征服心理」。《英雄》的作曲譚盾曾在電視上這樣評論張藝謀：「他是一個英雄，這個人他就是想當英雄。他非常非常的自信，也非常非常有手段……」
事實上，《英雄》這個片名和譚盾對張藝謀的評論都用詞不當。他們歌頌的、想成為的，都不是英雄，而是「王」。英雄是掙脫群體、不靠團伙而站立的個人；而「王」是踐踏個體、毀滅個人、完全依賴群體意志而生存的暴君。
三個不同：原創和模仿，陽剛和陰柔
但瑞芬斯丹和張藝謀也有不同，起碼有三點：瑞芬斯丹的片子畢竟有些原創：銳利的線條、亮眼的蒙太奇、張力的影像，律動的畫面，廣角特寫等。而張藝謀的電影，則有太明顯「二手貨」的模仿痕跡。只不過當年只是黑白影片，而今天的高科技，可以調動鮮艷的色彩，把國家權力的形像，鍍得光芒萬丈。像在《滿城盡帶黃金甲》中，張藝謀就用了三萬個琉璃，使皇宮放射出更耀眼的輝煌。
瑞芬斯丹有一種原始的野心，自我的神聖。納粹沒有了，瑞芬斯丹還在，她的「女王之夢」還活著。而張藝謀的雄心，似有暴發戶的底氣不足。靠「天下」壯膽，他才能架起「王」朝幻夢。朝廷不在了，他的「王」牌野心還能繼續嗎？
第三個不同是，瑞芬斯丹的影片，用軍隊、紀律、鋼鐵、機械、勝利建構出一個陽剛世界。而張藝謀的電影，則體現中國特色的陰柔。在瑞芬斯丹那裡，是鐵騎的陽剛；在張藝謀這裡，有閨房的陰柔。前者擴張國家的威風，後者渲泄團伙的委瑣。前者充斥奇觀、神秘、權力，後者則匯集陰險，陰謀，陰暗，並浸透著刻毒和殘忍。
美國學者瓦里納斯在他的書評結尾說，瑞芬斯丹「就像是個現實版的二流的女性浮士德，給邪惡戴上美麗的面具，宣稱她一生都活在純潔美麗之中。」而張藝謀則是給暴君戴上英雄的面具，讓十四億中國人都活在「十面埋伏」的「英雄」世界。（2015年12月20日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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