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八年大選開票長達十小時，台北市在最後關頭仍持續拉鋸，國民黨候選人丁守中還以「合謀操作棄保」提起選舉無效之訴。選前十天的封關民調對於選情膠著的縣市影響猶深，也因此應該好好來談一下選舉民調。
有關選舉民調可以從兩個面向來探討：一個是法規的層面，一個是調查的環境變化。
《選罷法》不符現實需求
根據《選罷法》規定，選前十天禁止公布或散播任何選舉民調。有趣的是，同樣《選罷法》規定，縣市長競選期間只有十五天，縣市議員十天，鄉鎮代表村里長只有五天，但實際上今年的選舉已經開跑超過一年，旗幟或看板高掛也有段時間，所有競選公職者均已經違法，到底是執法問題？還是立法不現實？
更弔詭的地方，依《選罷法》規範，在選舉公告發布後，公布民調等相關事宜，應載明負責調查單位及主持人、辦理時間、抽樣方式、母體數、樣本數及誤差值及經費來源等資料，而且選前十天開始禁止公布任何民調數字。
今年選舉公告是八月十六日公布，候選人名單審定是十月十六日，但理論上應該是候選人開始競選，選民才會更瞭解候選人的政見，做出來的民調更準確。但根據《選罷法》規定，縣市長競選期間可以公布民調的時間只有五天，其他公職都不能公布，因為競選期都在十天以內。
然而，今年因為選情激烈，其實早在選舉公告之前，不論定期或不定期，各類型的民調層出不窮。到了選舉公告後，幾乎各媒體都成為民調機構，甚至平常不發表民調的機構，也搶在這浪口上公布民調，爭相露臉，且各家數據落差甚大，成為另類民調文宣大戰。民調大戰成為候選人、民調公司、媒體一條龍選戰，媒體從置入新聞深化到置入民調，今年是重中之重，也是台灣選舉特色之一。
小羅斯福連任選舉，民調改革拐點
過去民調機構均以家中住宅電話為抽樣母體，如今因手機的普及，市話的安裝率逐漸下降，根據台北市研考會委託研究案，目前台北市唯手機族已經高達三成，而為唯市話族只剩一成，兩者均有的占六成。如果民調沒調查到唯手機族，民意調查母體只有七成左右，整體的誤差會更大。
這次選舉出現的民調亂象會不會成為未來民調改革進步的拐點？
美國總統大選中也曾有因民調錯誤與失準，造成候選人錯估形勢，最終導致大敗的案例。
一九三六年時任總統的民主黨小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與時任堪薩斯州州長共和黨蘭登（Alf Landon）競選總統。尋求連任的小羅斯福挾帶著經濟「新政」（New Deal）的政績，讓他從初選期間就擁有高支持率。
但此時一份雜誌《文學文摘》（The Literary Digest），做出一份高達二三○萬個樣本數的民意調查，聲稱蘭登能在最後五三一張選舉人團中拿下三七○票大勝。最後事實卻殘酷地證明，本次大選羅斯福獲得逾九八％選舉人票、共五二三票，蘭登僅僅拿到八票，這是自一九二○年以來是最壓倒性的一次。
選後各方專家學者對此進行分析，發現《文學文摘》的讀者群多屬於共和黨支持者，雖然寄出一千萬封民調信件，但最後回收的二三○萬封都是自願參與，顯然是對羅斯福不滿、政治參與較高的共和黨支持者，才有較高的意願回傳。因此，該份民調從一開始就產生致命的錯誤。
相較之下，才剛成立的蓋洛普民意調查（Gallup）運用統計學原理，透過全國配額抽樣，僅以五萬份樣本就準確預測羅斯福大勝，從此聲名大噪，至今仍是全美的民調權威之一。
網路調查或大數據分析的不足
隨著科技發展，電話民調愈來愈不能接近事實。但網路調查或大數據，不管是文本分析法或網路聲量、流量在理論架構上，目前還是無法取代主流民調。二○一四年的台北市長選舉就打敗語意分析，例如「連勝文好棒棒」多半具有反串意味。而一八年境外進入的聲量與流量，衝擊網路環境，也讓人懷疑空氣票與實際投票結果的差異。
我們的法令落伍，加上電話民調的環境發生變化，如今台灣的政治陣營或媒體所公布的民調，很多只能視為一種文宣式民調，不少機構公布民調的目的只是意圖影響選情。中選會的法規若無法與時俱進，民調走進歷史墳墓的腳步將會更加快速。（本文作者為台灣自由選舉觀察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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