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衛台灣史，拒絕中國化」，這是反課綱遊行隊伍中，浮動於街頭的醒目標語。無需諱言，「拒絕中國化」正是反課綱動員核心訴求之所在。當然，「中國化」的另一個說法，就是「去台灣化」。教育部的回應一直鬆軟閃躲，現任部長吳思華的風格充分展現了馬政府的特質。倒是上一任教育部長蔣偉寧拋出過一個相對直接的說法：「完全沒有去台灣化，去日本化倒是有一點。」
在台灣本土掀起另一場「中日戰爭」？
新課綱引發重大爭議，正反雙方說詞紛雜，一般民眾無緣也無力細究課綱內容，左顧右盼，莫衷一是，乍看彷若猛烈戰火，其實是瀰漫的煙霧。倒是上述的街頭標語和蔣偉寧的回應幫我們化繁為簡，直指核心：反新課綱者是擔心未來的課程內容會太過「中國化」；新課綱的支持者則是認為過去的內容太過「日本化」。
說穿了，課綱爭議，就是「中國化」與「日本化」之爭，這是在台灣本土掀起的，另一場「中日戰爭」。
只不過，台灣人民絕大多數是漢人血統，雖有先後之分，父祖來自中國大陸，毋庸置疑。語言、文化、信仰、禮俗節慶世代沿襲，沒人敢說不是來自原鄉祖居地。因此，所謂「中國化」，不是未來，而是當前之事實；無需編造，因為已是本質。
倒是反課綱動員中所呈現出來的，對於日本殖民時期之溫存眷戀，相對令人好奇。甚至「日據」、「日治」之用語，慰安婦是否「被迫」……都可以在爭議之列，放眼全球，台灣可謂絕無僅有。像台灣這樣對殖民主魂牽夢縈的，舉世僅見。
日本大阪有一座博物館，人稱Peace Osaka，「和平大阪」，以收藏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相關事物暨民眾記憶而知名。其導覽前言是這樣寫的：「我們不應該忘記，中國以及其他東太平洋地區人民所承受過的巨大痛苦，日本必須負起責任……對於韓國和台灣人民在日本殖民期間所受到的巨大傷害，我們同樣不能卸責。」這是日本有識者對於軍國主義，對於殖民罪責的警醒之語。他們很清楚，和平，必須建立在對戰爭傷害的反思之上。
戰爭、殖民，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壓榨欺凌，這當然是人類歷史上傷痛的一頁，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任何一個國家，對於殖民戰爭的描述，occupy、invade…，是最基本的動詞，唯獨在台灣，「佔據」、「侵略」成為教科書上禁忌的用語。
台灣有一派本土論述，雅好誇飾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之功績，以反襯舊中國之落後，並據此得到一個簡單有效的結論：國民黨入台，造成台灣現代化的障礙。
長老教會牧師的勳章
放眼四海，凡是以武力強佔他人土地，榨取異族人力暨自然資源以利自我發展的侵略行為，皆與法西斯暴力一樣，受到破壞人類文明的譴責。台灣卻彷若世外之地，自我開發出一套對於殖民統治的美好想像，並且堅定而勤懇地在任何場合，包括教科書，矢志為殖民主做出忠誠的辯護。
如是奇特的，具有台灣特色的殖民史觀，看似荒謬，卻是浸浸然成為本土主流。
Why？我們不得不問，台灣社會這一套獨特的、悖離於世界史常識認知的殖民史觀，究竟從何而來？究竟是什麼樣的獨特力量，得以引領這一套史觀，進而成為本土歷史詮釋的霸權？
「我想每一個人都會同意，所謂的成功殖民，就是人民發自內心對新政權臣服，以及新環境能夠引導社會道德明顯改善……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那些勤勉、機敏且具有影響力的福爾摩沙民眾，已經開始感覺到他們確實受益於日本的殖民。我曾與一些反叛份子交談過，我發現他們的反抗都是起於純粹的無知，另一些人則是因為熱愛冒險，不願每日腳踏實地的工作，因而『起身抵抗政府』。」
這是甘為霖《台灣筆記》中的一小段，寫於日本殖民初期。甘為霖本名William Campebell，蘇格蘭人，英國長老教會牧師，1871年奉派到台灣宣教，1917年離台，返英退休。他在台期間，曾獲日本官方授予「勳五等雙光旭章」及「勳四等瑞寶章」。
再看另外一段，記述1895年日軍登陸台灣之後，自北而南，逼近台南府城之場景：「他們一路南下，不斷遭遇民眾的抵抗，最後所有日軍會師在台南府之前……當時台南府內有三位傳教士，經由我們居中調停，日軍才得以兵不血刃，和平接收這座城市。我們很幸運能擔任這樣的角色，因此得到了雙方的感激。我們主要關切的，就是這種新的局勢會如何影響福爾摩沙的宣教事務。就這一點而言，我很高興地說，我們現在的景況比以往中國統治時代好多了，不管是人民或新統治者皆然……日本官員即使不是基督徒，也相當瞭解：與中國的異教相比，基督教更有助於推廣文明、秩序和啟蒙，而這些正是他們打算在此地推展的目標。」
這是另一位長老教會傳教士巴克禮的記述。巴克禮原名Thomas Barclay，出生於蘇格蘭格拉斯哥(Glasgow)，與甘為霖是小同鄉。巴克禮牧師1875年抵達打狗(今高雄)，宣教地以台南為主，是台南神學院的創辦者。於今，台南市文化中心對面有一片寬闊的綠地公園，即是以他為名。
1895年，台南府城抵抗激烈，日軍準備巨砲轟城，巴克禮和宋忠堅(Duncon Ferguson)兩位長老教會牧師主動求見乃木希典大將，接引日軍入城。日本明治天皇為此授予五等旭日勳章。
本土論述中的文化霸權
長老教會的事業在台灣順利開展，根據巴克禮1900年發表於紐約《基督宣教會》(Ecumenical Missionary Conference)的文字，日本剛接管台灣時，「領受聖餐」的信徒，全島大約三千到四千人。到了2015年6月21日，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在台灣各地同步舉辦「慶祝宣教150週年」大會，光是在高雄巨蛋舉行的場子，就有一萬五千名信徒參加。民進黨的高層領導，從黨主席蔡英文、高雄市長陳菊、屏東縣長潘孟安、以及南部現任諸多立法委員、前行政院長張俊雄……等人全程恭敬參與。
蔡英文更在致詞時，大力肯定長老教會自1970年代以來即積極推動的「台灣住民自決」。她更高度推崇巴克禮對台灣的貢獻，強調：「我們要把巴克禮牧師與上帝立的約，當作自己的約！」最後，對著巨蛋中仰首企盼福音的長老教會信眾，她激亢地宣誓，要以巴克禮為最高典範，她說：「在這裡，在各位的面前，我也要與台灣人民立約……我必將奉獻所有，讓台灣人充滿榮耀！」
這樣的場合，這樣的情境，這樣的崇隆誓言，足以見證長老教會在台灣政治、經濟、社會各個面向的巨大影響力，當然也足以見證其在本土論述中的文化霸權。
長老教會入台傳教已達150週年，在台灣社會紮根一個半世紀，信徒廣眾，自有其成為文化霸權的基礎。只不過，長老教會的史觀、認同，從甘為霖和巴克禮的記述中可以看出，皆是以有利於宣教佈道做為出發點，而這卻又在戰後延續成為台灣本土「殖民有功論」者的認知基礎。台灣悖離世局常理而獨樹一格的殖民詮釋，其根源在此。洋教士傳給我們的歷史，於今就是獨派指定的教科書。
＊作者為INTERCOLL(International Collective Intellectual)亞洲地區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