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方濟各的葬禮在全球矚目之中圓滿落幕，而新任教宗的選舉也已定於5月7日正式舉行。葬禮現場，無論多國政要、神職人員，抑或普通信眾，皆以經久不息的掌聲表達追思與敬意——這被廣泛解讀為：方濟各教宗的思想遺產正在獲得廣泛認同，而新任教宗亦當承擔起延續改革的期盼。
在方濟各教宗的眾多遺產之中，最具挑戰性、亦最富爭議者，莫過於《梵中主教任命臨時協議》的簽署。新任教宗如何處理這一敏感議題，勢必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而與此同時，1200萬中國天主教徒——無論身處「官方」還是「地下教會」——也處在某種微妙的迷惘之中。畢竟，唯有教廷持續關注中國事務，方可能為他們的處境帶來實質性改變。
方濟各教宗與《梵中協議》之歷史動因
與歷任教宗相比，方濟各教宗對中國展現出別具一格的親近情感，這內中有著諸多因素：其來自拉美「全球南方」，對威權統治和社會不公具有直觀經驗；其矢志效仿簡朴親民的聖方濟各（San Francesco d'Assisi），尤其關注邊緣群體的艱難處境；更重要的是，作為史上首位耶穌會出身的教宗，其深受耶穌會早期在中國傳教傳統的啟發，尤其推崇利瑪竇（Matteo Ricci）的文化適應策略。
眾所周知，利瑪竇自1583年抵華之後，採取與儒家禮俗兼容的「本地化」方式，深入與明朝士大夫階層對話。他不僅感化徐光啟、李之藻等高官皈依天主教，更贏得明神宗的關注，被譽為天主教在華傳播的奠基者。方濟各教宗對其極為推崇，曾追封其為「可敬者」（venerabilis Dei servus），並多次公開贊揚其文化適應理念。
利瑪竇路線的繼承者們，如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等，均將西方科學與數學、天文等知識引入紫禁城，並協助制定歷法、參與外交事務，贏得康熙皇帝等的高度信任。但此種文化調適策略並未在教廷內部獲得一致認同——道明會等保守派批評耶穌會「縱容異俗」，引發激烈的「禮儀之爭」，最終導致教廷禁止「祭祖祭孔」，而清廷也於1723年正式禁教。此後天主教退入中國社會邊緣，雖在清末民初略有復蘇，但1949年後再次遭遇嚴厲打壓，尤其在「文革」期間幾近中斷。
自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教廷多次試圖恢復與北京的接觸。其中，波蘭籍的若望保祿二世（Ioannes Paulus II ）借鑑冷戰時期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強調秘密談判、避免對抗，以爭取宗教空間。其繼任者本篤十六世（Benedictus XVI ）則在2007年寫給中國信徒的公開信中，呼籲打破「合法/非法」的身份對立，在良知基礎上維護教會合一，並為對話預留空間。 （相關報導： 孔令信觀點：教宗方濟各蒙召歸天鄉後的兩岸安排─ ｜ 更多文章 ）
2013年方濟各接任教宗之後，在前任們的「耐性外交」的基礎之上，更加強調「慈悲」理念、歷史感與主動性，因「慈悲的天主形象應奠定我們處理政治事務的方式」（Il volto di Dio misericordioso fonda un modo di affrontare l’impegno politico）。其積極推動中梵接觸，最終促成2018年《梵中協議》的首次簽署，之後亦於2020、2022、2024年三度續簽，達成一個十年機制——這是自1951年中梵斷交以來的首次制度性交集，亦是「慈悲外交」（La diplomazia della misericordia）的一項重要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