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年終於出來伴我流亡的傅莉，一年多就遭遇了車禍，十九年後她又在樓梯上摔倒，我們倆其實是，一個精神癱瘓的人，陪護著一個體能癱瘓的人。在寂寞的德拉瓦後期，一個早晨傅莉一醒來就哭，跟我說她一早就在想「我為什麼消沉」—「消沉」這個詞她用得多好呀，憂鬱症在中文裡對應的就是這個詞，我問她為什麼？她說看不到希望了，「我總覺得我還能獨立生活的」，所以，她至今仍然是以「不殘廢」來面對這場災難的，如此她才逃避社交、公共生活、現實人生，躲進網路、電視劇、自家的巢裡；而我重新拾回書寫，常常自己在電腦前坐很久，把她扔下不管，她開始落單了。
二○一四年秋，我帶她去做了一次體檢，醫生看完化驗單說，你所有指標都正常，一年以後再來看我吧。她聽罷笑得像個小女孩，但是我知道她的內心苦不堪言，近來因為左腳左膝功能衰減，癱側在加劇，她已多次提及「這麼活著沒意思」，並跟我聊起「安樂死」話題，她才六十二歲啊，而她母親九十二歲仍健在，她奶奶高壽活到一百零三歲，父母兩系均有長壽基因！到此我才懂了一個人選擇活著是要有質量的，活著是有尊嚴前提的，而殘障的難堪並非只在自身不方便、求人，更在於活著做不了事，純粹是一種消耗—傅莉殘廢前，作為一個醫生常強調所謂「優生」、遺傳素質等學說（我譏諷她有「種族主義」），她也一貫贊成墮胎、安樂死等非宗教理念，她對活著的意義是清晰簡單的，這種人生觀恰好是她過往做人嚴謹認真勤奮的基礎，如今她殘障了二十多年，毋寧精神觀念上的折磨也是時時刻刻的。
病毒已令世界停擺，股市狂瀉，金融熔斷，各國封境封城，斷航斷飛，現代化好似灰燼……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傅莉六十八歲生日，恰在一場大疫之下，我們貓在家裡幾個星期了，沒想起來這個日子來，還是朋友們的道賀飛來才提醒我們。我去買了一瓶紅酒，又炒了幾個菜，坐定了談起她母親臨終前仍放心不下她，我倆都哭起來。她至今仍躲在她的巢裡，也告誡我「誰也不准進來」，此刻我忽然明白，她要冬眠了，幸好那段日子，社交、沙龍、飯局、應酬都停頓了。
她的口氣淒楚而堅韌，聲調是顫抖的。這句話的含義錯綜複雜，第一，離車禍發生的九三年相隔二十八年；第二，這二十八年她一直拒絕自己殘廢，是她要讓自己重新站起來，這個信念成為她活下去的理由，不管是否成立；第三，這個信念令她付出的心理代價之高是無法估算的，即二十八年的失敗和挫折難以訴說，亦反證了她的堅韌有多驚人；第四，「重新站起來」成為「活著」的前提，對她而言是一個尊嚴問題，為尊嚴支付代價是人性的本能，問題在於什麼才能替換它？第五，所以接下來她要接受「站不起了」而活下去是可能的嗎？第六，後面一句「死跟蘇曉康」應該就是一個活下去的新理由，然而二十八年裡她一直是拒絕這個理由的；第七，多年來她一直說「安樂死」，今天才明白原來那是她曾經選擇「站不起來」的歸宿，而她要求我跟她一道安樂死，她怕我走在她前頭的原因是她失去了活著的前提；第八，二十八年她從無安全感，也不接受靠一個人照顧的活法，因為她總在洗澡後我給她擦背時才會說「誰能像你這樣照顧我」，這話其他時候不會說；第九，什麼令她突然接受「靠人活下去」並不清楚，難道跟瘟疫有關？
梨花春帶雨
幸虧我當時沒睡著，起身幫他們控制汽車，要不然兩家人都死了……。
她是講車禍。多麼精巧的一個虛構的理由，她是用了多少不眠之夜，才建構出來的，她必須自己去探索、挖掘這個深埋的合理性，雖然她已然傷殘的思維邏輯混亂，但是抓住一個總攝綱領的理由卻是極其清晰邏輯的，那就是她必須為自己所承受的終身痛苦，提供一個最大化的神聖因由，毋寧說人是邏輯的動物才讓人痛苦萬分！
我立刻附和她：這樣你才可以統統放下來，不再背著那麼多痛苦……然後，我對她一鞠躬：謝謝救命恩人！
當年車禍留下的一個傳聞，那輛跟在我們後面的大Truck（貨櫃車）司機，遠遠看到前面一輛小車，無緣無故翻出高速公路，馬上打電話報警，我們才獲救的。這個傳聞可能儲存在她的記憶裡，今天終於被她提取出來，作為建構一個合理性的材料，那功效跟信上帝是一樣的。
不幾天櫻花又落英繽紛，旁邊的那棵梨樹仍樹花滿枝頭，令我忽有一句唐詩的幻覺，「梨花一枝春帶雨」，卻想不起來是誰的美句？原來竟是白居易《長恨歌》裡的句子：
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
二十年裡傅莉都是難得糊塗、沒心沒肺地無痛感亦無憂愁，想想也是我的福氣，這次摔了以後常常流涕，害怕再也走不好了，而年屆六十，晚年渺茫，我最初遇到的傅莉，是一個何等矯健的北方姑娘。然而，那次從廬山下來不久，我第一次目睹了她悲切的一面，至今鑲嵌在我的記憶中。那次我們新婚旅行，從鄭州、漢口、廬山、上海、泰山、北京，一路上她都快快樂樂，唯獨在上海、尤其在繁華大街如南京路口一帶，她不斷冒出無名火，連連發作，我在她後面緊跟慢追，不知道她在生什麼氣，結婚以後她也從未提起，直到車禍後她才常常提取她的記憶，其中便有她畢生僅有的一次幻滅，跟這上海有關，也跟中國教育史上一段蠻荒歲月有關。
文革末期，她從南陽插隊兩年後，剛被招工回城，立馬找老師補習功課，準備考醫學院。傅莉從小醉心當醫生，機緣是什麼，她自己也說不清，卻在晚年常常跟我誇耀，她在初中擔任學校紅十字會副會長的榮耀，會長就是校醫，而她的任務不過是每天帶領全班做眼睛保健操而已，或在校運動會其間擔任現場救護員，她皆視為神聖無比，終身不忘。一九七五年正逢鄧小平復出恢復高考，她考出優異成績，據說全市第二名，化學考了滿分，被上海化工學院錄取，她卻說我想當醫生，去讀化工幹啥？竟然不去報到，希冀下一次高考，旋而發生「張鐵生事件」，「四人幫」藉機廢止了剛剛恢復的高考，她受到重大打擊，竟然低燒不止，這個幻滅便在那一刻嵌入她的心靈，毀滅了什麼是不知道的，她從此寡言少語，人生快樂不起來，這是接受了命運嗎？那命運也許身臨現場才爆發了一下，像那次在上海南京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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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我是見證她悲涼的唯一者—她媽媽見胖妞要毀了，立刻採取兩個措施，一是託人推薦她去讀開封醫專，那時叫「工農兵學員」，從工廠、農村、部隊，憑特殊關係「推薦」上學；二是託老朋友找來我這個在省報當編輯的女婿，因此後來的故事，則是多了我這麼個男人，回頭去看，若非岳母這兩計，她可能鬱悶而死，而在她，怎會甘心讀個醫專？她卻如痴如狂，讀外科時，老師見她五指纖細修長，說是標準的外科手指，要她幹外科，她卻說視力欠佳，默默讀完之後，想做一個兒科醫生卻未遂心願，也許令她憧憬一個家庭願景作為替代，對我們的婚後生活傾注全部心血，雖然後來又遭遇雙胞胎難產，畢竟得到其中一個兒子，從此視為心肝肉兒。這種連番的厄運襲擊，在她表面平靜的神態並未留下痕跡，她大致都能以生活裡的點滴幸福予以化解，所以我一向覺得，女性遭遇不幸，以婚姻家庭作為心理代償，效果常常奇異，雖然這很不女性主義。
傅莉偏愛「知青」題材電視劇，自然因為她有「插隊生活」的歷史，可我發現她的記憶，跟大眾經驗很不一樣，她一直說農民的好話。「村裡人都說我們是三個傻妞。我們去河裡游泳，全村都會嚷嚷：三個傻妞洗澡呢。隊長對我們可好了，不派我們重活，但是給我們的細糧比粗糧還多，還擀麵條給我們吃。我們那兒產大米哩，附近的知青都眼饞。後來她們倆走後門參軍去了，我落單兒了，只剩下一個人還在隊裡，會計的閨女薛妞妞就來陪我住。我們隊長看不下去，跑到公社去給我要招工指標，我這才回了城的。」
「她倆走後門參軍去了」，指的是當時一種「特權」，中共的幹部多少都跟軍隊有關係，即便自己文革中落了難，但是總有過去「戰友」仍在部隊做官的，所以文革後期大量人通過這種管道，將下鄉子女送進軍隊，南陽三個傻妞裡，兩個都是如此，傅莉卻自知出身不好，母親也無此類「特權」，然而她不羨慕參軍，自有她的理由，只因她在大隊裡當「赤腳醫生」，自得其樂，文革後有兩種角色頗遭社會嫌棄，一是「工農兵學員」，二是「赤腳醫生」，她都攤上了。
她後來回城的故事，其中有個祕密，她一直埋在心底，卻到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她才不經意的從迷茫往事中撿出來，當故事講給我聽的：我們大隊裡，還有一個從鄭州來的女孩，叫冀蘭，是個瘸子，小兒麻痺，她跟我一樣走不了，我們大隊長不是個給我去公社要了一個招工指標嗎？我讓給她了，叫她先回城去，把大隊長氣得，罵我哪有你這麼傻的？其實我在隊裡給人看病，沒覺得待在農村有多苦，回城又能咋樣？後來還是大隊長又去公社給我要了指標才回城，參軍先走的那兩個女孩的行李都還在，最後還是我捎上，都給她們送到家裡……。
回城名額讓給殘廢人，在中國下鄉知青的大悲劇脈絡裡，其分量只有當年逃離苦海的那些知青懂得，而我這個沒有當過知青的丈夫，看著眼前的傷殘之妻，也只覺得她傻，而不是高尚，這個故事足以拍一部電影了，她卻到今天才講出來，而且還有續集呢：
天安門一鬧起來，我跑去把你拽回家，怕你再惹事，又送你回鄭州我家去躲避，後來風聲一緊，你自己跑了，我跟你就失去聯繫了，公安上我們醫院找我要人，我說蘇曉康是被你們的通緝令嚇跑的，我還找你們要人呢……有一天我在家，有人叫門，聲音很大，你知道咱們家是兩道門，來人在外面那道門喊叫，我問你是誰，她說：我是豫蘭啊，冀蘭的妹妹，我在三十八軍當衛生兵……。
此刻我問傅莉，你知道冀蘭有這麼個妹子？知道，但是不知道她在三十八軍。我說我給你開門，她隔著門說，別開門，我就是跟你說個事兒，有沒有蘇曉康的照片給我一張……「你要他的照片幹啥？」傅莉問。我們部隊奉命要抓蘇曉康，我可以讓當兵的認一下這個人，別開槍。我眼珠子都要跳出來了：
你相信她？我只能謝謝她，還能說啥？她突然來找你，就為了說這個？她不是來要你的照片嗎，我說沒有，她就走了。
這個故事在我腦子裡轉了幾天。當初在南陽鄉下由傅莉轉讓名額先回城的冀蘭，會用這樣奇異的方式來報答嗎？我跟傅莉結婚後從未見過她，傅莉也絕少提起她，二十多年後她的妹妹竟然出現了，還在一場大屠殺之前、政府對我發出通緝令之後，也太戲劇化了吧？聽了這個故事後我跟傅莉說：
當年有一個細節，一九八九年六月公安部頒發對我的通緝令，據說他們居然找不到我的照片，通緝令上印的，一說是我的中學時代照片，一說是當月發表在上海《文匯》月刊上我的封面人物照片。有沒有可能冀蘭的妹妹突然去找你，是他們派去找你要我的照片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