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彥專文：江湖史家的雄心壯志─他們能改變中國命運嗎？

如果說全世界的人都有一種共通傾向，那就是他們都對歷史爭執不休。或許世事本如此；人類既然無法確知未來，只得在歷史中尋找線索。當然，如果我們今天觀察自己的國家，無論在非洲、美洲、亞洲或歐洲，歷史始終具有爭議性。美國人仍在辯論奴隸在美國史上占有的核心地位。歐洲人為當年殖民帝國的殘酷爭得面紅耳赤。非洲青年挖出「比夫拉戰爭」(Biafra War)與種族隔離時代的陳年舊帳。早在大多數人出生前就已發生的往事，卻成為形塑未來的重要關鍵，這種例子在日本、新加坡、印度，以及其他許多國家也俯拾皆是。

而世上這種傾向最明顯的國家莫過於中國，中國人一直對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的互動迷戀不已。對現代中國領導人而言，歷史讓他們的掌權合法化：歷史選擇由共產黨拯救中國；歷史決定由共產黨勝出；歷史還要共產黨繼續掌權。當然，歷史是共產黨寫的，共產黨動員大批史學者、製片人、攝影師、記者，為它的事件版本(包括現代與古代)背書。透過這些人，共產黨控制了教科書、電影、電視紀錄片、著名歷史雜誌，甚至控制了戰爭電玩遊戲。

但已有愈來愈多的中國人發現，今天中國的獨裁亂象根源，正是出於共產黨對歷史的壟斷。在這些中國人眼中，之所以有這麼多人誤解今天的問題，就是因為共產黨歪曲了過去。如果中國人從小就以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扮演關鍵角色，以為共產黨因民眾支持而掌權，以為共產黨領導人是一群愛國菁英分子，他們自然很難理解為何中國總有那麼多整肅、貪腐與衝突。

過去二十年來，這種對於歷史重要性的信念帶動一場地下歷史學家運動，已經緩緩在中國成形。我這裡所謂的「歷史學家」是種略稱，他們包括來自各行各業的菁英，有大學教授、獨立製片、地下雜誌發行人、小說家、藝術家，以及記者。其中有些是圈外人，或許還是異議分子，不過大多數人都繼續在體制內工作，有自己的財產，並且負責家庭生計。他們為了發表地下報刊、禁書、獨立紀錄影片，必須冒著職涯、前途受損的風險，甚至得面臨牢獄之災。他們力圖匡正共產黨對過去的扭曲，不讓自己的國家墜入更凶險的獨裁統治深淵。他們將過去的慘痛失敗與今天的問題連結起來，採取新做法公開這個政權的惡行劣跡。

中國關心歷史的傳統相當悠久。過去的帝王跟今天一樣，也會派任史官撰寫官方正史。不過非官方歷史同樣存在，並且有一個頗值得玩味的名稱，稱為「野史」，字面意義是「狂放」、「不羈」的歷史。今天中國人一般稱這種歷史為民間歷史或草根歷史，有點類似其他國家的所謂「反歷史」(counterhistory)。我則傾向使用「地下歷史」(underground history)，因為它訴說了一群人數不多、往往陷於困境的公民，如何反抗具有壓倒性優勢的強大政府，「地下歷史」一詞很貼近這場不對稱戰役的精髓。 （相關報導： 躺平．儒道互補：《遠路不須愁日暮》選摘（1） ｜ 更多文章 ）

中國的地下歷史學家，頗受傳統中國文化的「江湖」概念啟發。「江湖」意指在朝廷與商業中心勢力範圍之外，無法無天的世界。在古代，江湖是強盜、土匪匿居之所，江湖人士不講王法，卻有著嚴厲的道義與準則。江湖可以是一種無法可管的無政府狀態，但往往更是一種講義氣、究公理之所在。

江湖史家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就已存在，不過近年來愈發重要。在共產黨統治的前五十年，他們是孤立的個人，文章、作品與書籍很快就遭公安機構沒收、查禁。甚至很少中國人知道這些人的存在。

但在過去二十年間，中國的地下歷史學家已融入一種歷經多次鎮壓而殘存的全國網絡。他們透過P D F檔案雜誌與書籍、可下載影片等數位科技，以及其他躲避審查的創意，製作便於共享的作品，挑戰共產黨對歷史的粉飾與洗白。中國的地下歷史學家憑藉這些技術與做法，得以抵擋政府高壓。雖然許多人在高壓下只能渺無聲息、默默工作，一旦發生類似二○二○與二○二二年新冠疫情爆發鎖國事件、政府因大規模動亂而窮於應付時，他們也會紛紛跳出來公開鼓譟。

或許同樣重要的是，數位科技讓中國青年得以重新認識中共建政前的志同道合之士。原本只有在外國研究圖書館才能讀到的書籍，現在都可以輕鬆共享。記錄反抗鬥士英勇事蹟的影片暗中流傳。引經據典的歷史小說，開始探討建政初期的禁忌議題(例如千百萬小地主慘遭殺害)；藝術作品在經過嚴密審查的檔案中見縫插針；一度孤軍奮鬥的異議人士，現在可以共享中國人民抵抗獨裁統治的強大集體記憶。一波又一波中國青年之所以能不顧嚴厲壓制與封鎖，不斷前仆後繼的挺身行動，或許這正是關鍵所在。

這本書記錄了過去二十年來中國地下歷史運動的崛起、在習近平統治期間持續的重要性，以及對中國前途的影響。

我在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五年間留學中國，一九九四至二○○一年間在中國擔任報社記者，之後於二○○八與二○二○年間重返北京，投入新聞工作與寫作。我到地下歷史學家們的住處和工作場所拜訪。我讀他們寫的書、看他們拍的影片，在社群媒體上追蹤他們的戰鬥。我眼見他們的行動空間遭到壓縮，也目擊他們不但堅忍，還能在抗議事件爆發時挺身而出。我發現這不只是生存，也是積極抗爭的故事。

在我看來，最合理的做法是從三個層面講述這段地下抗爭史。首先是中國的地理空間，如此我們才能追隨中國地下歷史運動緩緩移動的重心，從作為共產黨革命搖籃的中國西北，走向中國文化腹地，再往南到香港，以及近年來它對海外盟友與數位平台的運用。

除了地理空間外，另一個我追蹤這運動的重要做法，則是根據時間先後，從過去談到現在，再談到未來，以過去、現在、未來三個時段構成本書的三大段落。第一時段主要出現於中國西北，我們聚焦於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以及它統治中國的最初幾年，這個充滿血腥暴力的時段，對中國人的心靈造成重創。第二時段談論現在，我們見到在習近平統治的最初十年，地下歷史學家如何挑戰共產黨對歷史的壟斷。第三時段則根據香港起義、少數民族暴亂、二○二○年代新冠抗議等事件，展望未來走勢與政治改革的可能性。

第三個層面結合前兩個層面，談論地下歷史學家們的個人故事與作品。讀者會在本書見到許多人、許多故事，不過其中兩位會從頭到尾陪伴我們，一位是紀錄片製片艾曉明，我們會在第二章與她邂逅，當時她在中國西北拍攝一部有關勞改營的影片；另一位是記者江雪，她在發現自己家族的悲劇後，開始研究一九六○年學生雜誌《星火》(本書書名發想即源於此)的故事。

艾曉明與江雪的故事，和製片人胡杰、地下歷史刊物編輯吳迪，以及歷史學者譚合成等幾位地下歷史運動重要人物交織在一起。本書第五、六、七章聚焦於這幾位人物及他們的事蹟，這三章主要探討習近平上台以前，歷史在共產黨統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習近平如何用歷史鞏固自己的統治；最後隨著數位科技問世，終於讓敢講述真相的中國人挑戰共產黨壟斷的史觀。

最後，我在這些主章間穿插了十幾篇名為「憶往事」的小篇章，這是源於二十世紀初期的「記憶地點」(places of memory)概念，係指戰場、博物館或刑場這類仍能與歷史共鳴的實體所在。過去幾十年，新科技已將這種概念擴大為「記憶場域」(theaters of memory)，將電影、書籍與媒體都納入其中。基於這種構想，我希望能透過記述這些反歷史記憶中的人物、地點、標竿性作品，凸顯中國地下歷史學家們的雄心壯志：要寫出新的中國現代史，改變中國未來的命運。 （相關報導： 躺平．儒道互補：《遠路不須愁日暮》選摘（1） ｜ 更多文章 ）

＊作者張彥（Ian Johnson），知名作家、記者、普立茲獎得主，曾長時間派駐北京。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星火：中國地下歷史學家與他們的未來之戰》（八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