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歷史如同浩瀚長河，但對於歷史如果只單純去了解，不能從中汲取經驗和教訓，自不免淪入：「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之循環往復當中（唐《杜牧》阿房宮賦）。是知吾人學習歷史的意義就在於此。然無可諱言，人之思想會隨地位變化而迭宕生姿。也即當擔任某職務時，就會想要在這個職務上做些什麼。因此，某種制度的建立與廢除，即成為首當其衝之目標！
環顧近日有關軍事審判之話題在各媒體平台不斷出現後，經網路溫度計調查，光是單（13）日之聲量即高達7萬4千筆！甚至有某媒體在昨（14）日又報導：「回歸軍審關鍵轉折！羅志明、歸亞蕾胞妹等共諜案竟判無罪，引美日友邦關切」等內容，使人對軍事審判之重啟不禁產生更多聯想與揣測！
且暫先放下軍事審判重啟之爭議性話題，乃至該制度到底是統帥權說，還是司法權或折衷說？個人單就此一制度之存在而言，可由最初「軍法從事」之成語出自《漢書·王莽傳》：「敢有趁灌犯法，輒以軍法從事。」而後《晉書．卷五九．齊王冏傳》再有：「有不順命，軍法從事。」之記載。另《明史．卷一七八．項忠傳》更有：「士卒畏敵不畏將，是以戰無成功，宜許以軍法從事。」等内容可考。而民主先進國家之美國亦有軍事法庭的存在。由此可知，軍法審判其來有自，並非憑空而來。
盱衡當年「軍法審判」四字，在某些具有特定色彩或政治意識形態人士之大肆攻訐與貶抑，以及各界傳播媒體的負面報導，推波助瀾下，成為眾矢之的！殊不知，早在民國（以下同）86年10月3日大法官釋字第436號解釋公布之前，也即80年間，軍法內部早已自發性地就改造軍事審判機關之隸屬，乃至軍事長官對於軍法裁判之核定權等法律上爭議多所著墨（參閱李漢中著，從軍事法院地區制成立兼談軍事檢察系統之歸屬；從核定權對軍事審判制度之影響兼談軍官參與審判職能，軍法專刊84年2月41卷2 期，月旦知識庫及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更遑論陸續就「建立嶄新軍事審判制度以貫徹審判獨立及人權保障說帖」等重大議題，進行深入探討（參閱趙晞華著上文，88年5月軍法專45卷5 期）。
不惟如此，就連在102年洪仲丘事件發生之前的94年間，軍事審判程序亦早就正當法律程序等，在訴訟程序中採行交互詰問制度良久（參閱李漢中著，淺論軍事審判程序不採交互詰問之疑義94年11月月24日司法周刊1263期）。何況在軍人基本權益部分，同立於權利有效保障之民主法治精神，開創前所未有之救濟良制 ，使軍人權益享有完足之保障（參閱李漢中著，從特別權力關係談軍人之行政受益權，85年6月軍法專刋42卷第6期）。
凡此，在在顯示軍事審判制度於當時在實務與學術界各方共同努力下，與時俱進，建立起不亞於刑事訴訟之軍事審判程序制度。是以，如若要說當年之軍法審判有侵犯人權或黑箱作業等詞，不免言過其實而有刻意扭曲之嫌，令人遺憾之至！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不是戒嚴的戒嚴 ｜ 更多文章 ）
軍方本是一個極其封閉之團體，加以軍法在法律人固有之保守觀念下，對各項改革與精進作為，未能利用各種渠道進行宣導，抑或藉由學術文流研討等方式與外界溝通，給外界有著「故步自封」的感覺。以致後來迭因意識形態之齟齬，而成為政治角力之犧牲品。然究極言之，軍事審判制度猶如宇宙之數學關係，也就是說，軍事審判制度的目，是在讓軍隊的軍紀要求達到更強化的機制，也即直接在部隊中注入了軍紀的根本奠基性原素，使整個部隊在縱向及橫向上彼此能夠環環緊扣，成為鋼鐵般的勁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