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莉克斯．馮．藤佐曼在英美的文化界是一位十分活躍且頗受歡迎的大眾專欄作家、播客、影視劇本作家和歷史學公知。她畢業於牛津大學，除了在英國《衛報》撰寫專欄，不時地評論、吐槽影視傳媒作品的歷史真實性之外，也常常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金融時報》、《洛杉磯時報》等知名報章雜誌，發表歷史知識性的文章，以及對特定時事的點評。作為一位知名作家與史學公知，馮．藤佐曼博覽群籍，知識豐富，文化底蘊十足。她刻畫人、事、時、地、物的手法鮮明，生動有趣，觀察英美社會脈動則眼光獨到。她的時事評論深入淺出，條理分明，筆鋒犀利且詼諧幽默，常令人忍俊不禁，回味無窮。
二〇二一年出版的《被推倒的偶像》是她針對一般大眾讀者所寫的第五本書，訴說了世界各地十二座被推翻雕像的故事。書的內容探討這些雕像當初為何被建立，它們當時所代表的意義，它們為何後來被移除，以及移除的方式及其後果。故事中的十二座偉大白人男性塑像的事蹟，橫跨三百五十年歷史，遍及歐洲、北美、加勒比亞海、拉丁美洲、非洲、中東、印度。本書的中文版問世，對國內讀者是一大福音。誠然，書中的十二座雕像沒有一座在台灣，《被推倒的偶像》對亞洲較深入的討論也只限於英殖民印度（第五章新德里的英王喬治五世雕像）。馮．藤佐曼在書的導論中曾提及台北市立動物園的河馬塑像和共產中國毛澤東的銅像，但都只是一筆輕輕掠過。即使如此，作者對偉人雕像移除與歷史記憶衝突等一系列鞭辟入裡的論證，對今日的台灣，或是其他深受記憶分歧困擾的國家而言，有許多重要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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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藤佐曼創作此書的原動力，很明顯地來自於歐美社會在二〇二〇年新冠疫情期間所萌發的大規模「推倒紀念碑與銅像運動」（toppling monuments movement）。突如其來的疫情對當時的美國造成了沉重的打擊，民生經濟崩潰，全國因醫療資源匱乏與嚴格封控而人心惶惶，處在一個鼎沸的壓力鍋狀態。這時明尼蘇達州警察暴力執法，造成非裔美人喬治．佩里．佛洛依德不幸身亡。鑒於此類事件層出不窮，佛洛依德的死點燃了群眾積壓已久的怒火。人們用社交媒體串聯，蜂擁上街抗議，以推倒、破壞或塗鴉公共場域中紀念美國歷史知名領袖塑像的方式（如哥倫布、華盛頓、傑佛遜或支持蓄奴的南方邦聯名人塑像），來抗議社會的諸多不公不義。這輪新的抗爭，不但承繼了自二〇一二至二〇一三年，因另一非裔青年崔溫．馬丁死亡所激起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以及二〇一五年在南非勃發的「羅茲必須倒下」（Rhoads Must Fall）抗爭，也進一步擴散到英國、西歐與其他英語系國家，如加拿大、南非、紐西蘭、澳洲等，都出現了大量市民與青年學生爭相仿效，扳倒雕像的運動。這場反威權、反警察暴力、反殖民、反父權、反白人至上主義、反種族歧視、支持非裔、支持難民、支持有色族裔和原住民、支持女性、支持性少數等訴求的社運饗宴，雖成功地移除了許多充滿爭議、不合時宜的白人男性政治家的公共塑像，但同時也激起各國內傳統派與保守勢力的大反彈，造成一連串的社會撕裂和尖銳對立。在美國，川普總統與他的支持者，指責雕像攻擊者意圖竄改歷史、摧毀民主憲政、「不愛美國」等等。川普於二〇二四年底挾多數民意再次當選。與此同時，許多右派或是極右派政黨，在英國和歐洲議會持續擴張勢力。兩者皆標示著西方社會中保守勢力的集結和逆襲。
自一九九〇年代以來，西方主流媒體用「文化戰爭」（culture war）一詞來形容傳統價值與進步價值的對抗。二〇二〇年雕像的保存和移除爭議，因為進步派發動的推倒紀念碑與銅像運動，一躍成為文化戰爭的一個主戰場。進步派企圖利用移除英美人文及國家精神象徵人物的方式，來挑戰與反思整個西方歷史發展，和其因白人中心主義與資本主義掛帥之模式等，長期存在的諸多種族歧視和社會資源分配不平等問題。保守派支持者則覺得進步派在極盡能事地嘲諷、貶低和摧毀他們珍視的歷史、文化與身分認同。在社交網絡高度對立以及情感動員的氛圍下，雙方的意見領袖與網民時常劍拔弩張，相互挖苦攻擊，各說各話，無法從事有意義的交流與辯論。馮．藤佐曼希望藉由書中的歷史知識，來破除文化戰爭式的二元性對立思考，為雙方憤恨不平的受眾，種下一顆智慧的種子，建立一道相互理解和溝通的橋梁。她寫道：「我不呼籲拆除所有的雕像，其中有些雕像我十分喜愛。作為讀者，我希望邀請你讓思考超脫光榮與恥辱、善與惡、英雄與壞蛋等二元論，考量每一樁案例中真正發生的事。記憶如何建構、如何受到質疑、我們又能夠從中學到什麼？」（頁四二）
馮．藤佐曼闡明：「雕像記載的不是歷史，而是歷史記憶。雕像反映某人在某個時間點認為我們該有的想法。設立一尊雕像是有力的象徵，拆除它也是。」（頁二三）她同時寫道：「雕像的價值與意義差異巨大，它們設立與拆除的情況也不同。主張它們通通完全相等，實屬錯誤的對等。我們必須腳踏實地逐一檢視雕像，並瞭解它們為何不同。當我們捍衛任何一尊特定雕像，我們實際上是在捍衛什麼？」（頁三〇）
世界上並沒有完美的人，每時代的標準也不同，紀念塑像想要彰顯的偉大情操，多半和其紀念的歷史人物之實際言行相違背或只是該人物言行的一部分，而愛國主義充斥的歷史教科書中所教授的光明、偉大、公正等積極意義往往也有其黑暗面，充滿了人性的醜惡、權鬥、貪婪、痛苦與無奈。馮．藤佐曼覺得人類社會是可以學習、反省、改變與進步的，也需要不斷的自我省思與改良。但並不只是拆除銅像或紀念物就可以簡單地改變行之有年的政治與社會制度，或是除去深植於一般社會大眾的一些歷史記憶。她寫道：「拆除雕像不能創造解放，關連性並非因果關係。『羅茲必須倒下』和『黑人的命也是命』等著眼於雕像的現代運動有著廣泛的目標。它們挑戰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和奴隸制的遺緒，廣納女性主義、多元性別認同與身心障礙者權利的行動主義。這些運動的關注焦點、手段與行動皆可受公評，也確實存在許多批評，從運動內部到外部皆然。儘管如此，它們的願景顯然並未止於雕像。真正的改變無法透過純屬象徵的行動實現。」（頁二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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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藤佐曼同時也提到，反對拆除雕像最常見的四個說法：（一）泯滅歷史，（二）他那個時代的人，（三）法律秩序的重要，（四）滑坡效應。（頁三七－四〇）相信這些說法對生活在台灣的人們，聽起來應不陌生。譬如在改造中正紀念堂與移除蔣公銅像的爭議中，反對者最常見的論述是：「拆除紀念堂與銅像摧毀國家文物資產、企圖抹去歷史。」、「蔣介石有功有過，不能以現在的標準去評價過去的歷史。」、「蔣公銅像的潑漆者毀損公物，目無法紀，意圖挑起族群分裂。」、「移除蔣公銅像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移除中華民國的國旗、國號和一切象徵。」這四個論述很完美地應證了馮．藤佐曼的觀察。她認為這四個常見的說法如果仔細推敲的話，大多站不住腳。反對移除者通常只是不願承認雕像背後所代表歷史的一些重大問題與爭議，因為這意味著，他們必須認真地反思他們擁護的歷史記憶，做出相應地調整和改變，而這十分困難，因為這些歷史記憶是他們集體認同的基石。
馮．藤佐曼是否支持拆掉所有偉人塑像？反對國家、政黨或政治掌權者做出任何形式的紀念？這倒也不是。如前述，馮．藤佐曼的重點並非哪座雕像一定要拆除或是一定要保留，她想指出的是，雕像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其實都高估了移除或保存所帶來的實際效果。她寫道：「拆除這些雕像不會泯滅歷史：種種歷史依然存在。無論雕像立起或倒下，這不影響我們如何理解歷史。大眾對於歷史的認識取決於更加重大的因素，比如教育、穩固的歷史和遺產機構、檔案的保存和取得、批判性思考與言論自由。」（頁二七九－二八〇）她認為，與其把所有的白人男性雕像都剷平，換成少數族裔女性或原住民的形象，不如思考人體塑像作為一個集體象徵表達方式，所持續產生的問題。不如去嘗試其他傳遞記憶與價值觀的藝術表現及科技形式。銘記殖民創傷、種族滅絕、政治迫害、父權壓迫縱然重要，我們也可以多紀念些激勵人心的事情：重大科學進步和人文藝術成就等等。
《被推倒的偶像》是一本趣味橫生且發人省思的書。書中所記述的十二座名人雕像歷史，充滿了諷刺與耐人尋味的故事。譬如二〇二〇年川普總統指控「推倒紀念碑與銅像運動」參與者為一群試圖抹去美國歷史的暴徒，但是一七七六年的美國革命與獨立戰爭的開端，就是「一群暴徒」拉倒宗主國英王喬治三世矗立在紐約市中心的騎馬塑像。在美國內戰中失敗的南方白人種族主義者充分證明，不是只有勝利者可以改寫歷史，戰敗者同樣也可以借建立銅像來編造事實。蘇聯的獨裁者史達林出身喬治亞，他俄語老是講不標準，但掌權後就沒人再敢糾正他。這位極權專制者身材矮小（約一六三公分），使他產生強烈的自卑感，於是他要求自己的銅像比例上都要看起來很高大。史達林的導師列寧，在其有生之年都反對為自己立碑或建立銅像，但史達林與俄共的繼承者不但在蘇聯各邦國與東歐諸國樹立幾千座列寧塑像，還把他們尊敬導師的遺體做成了「活的雕塑品」，一塊供人瞻仰的「臘肉」。英國商人和礦業大亨，南非、尚比亞與辛巴威殖民先驅塞西爾．羅茲一生追求歷史定位，他幻想其蓋世勳業可以被後代至少記得四千年。他在開普敦大學的那座雕像只延續了八十一年，然後被憤怒的學生們潑糞、羞辱後直接退場。羅茲雕像的結局，對所有非常注重「歷史定位」的大人物來說，可能是一個警惕。即使在極權國家，政治家們活著的時候，大多無法完全控制民眾對自己的觀點，更何況身後。二〇〇三年四月一大群歡呼的伊拉克人，在美軍的幫助下拉倒強人海珊的巨型銅像，但在二〇一六年，許多當地民眾只覺得後悔，因為沒有了海珊的伊拉克成了內戰不斷的人間地獄。其中一位說道：「現在，當我走過那座銅像，我覺得痛苦又羞愧。我問自己，為什麼我要拉倒銅像？」他說：「海珊走了，可是我們現在得到一千個海珊來取代他。」（頁一八二）
馮．藤佐曼並非高高在上地向讀者說教，而是真誠地邀請大家，去瞭解每座爭議性雕像背後真正的歷史。她希望每個人都能對自己所身處的社會和時代，做些深度的思考。我們需要紀念什麼人？什麼樣的事情值得紀念？相信不同的讀者群，對這本書會有不同的感觸和觀點。或許在未來，我們將不再需要樹立紀念雕像。馮．藤佐曼鼓勵所有人繼續發掘新知識，公開辯論，開創屬於我們自己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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