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二（3月11日），臺北市政府在士林區公所召開「社子島地區區段徵收事業計畫公聽會」爆發了激烈衝突，堅決反對區段徵收的社子島自救會，其發言人李華萍在一進場後立即被警察團團圍住，進而被限制人身自由，關在會場旁的一個小房間。隨後自救會成員與警察在會場內追逐，鐵桌被掀及推倒，而我本人也在這時與北市市議員林杏兒意外發生激烈口角，彼此互嗆可恥，林議員指責我及自救會為什麼不好好的開會？為什麼不理性溝通？相對地，我在當場回復林議員，10年來，自救會不斷地向北市府表達反對區段徵收，林議員難道都不知道嗎？北市府如今所舉辦的公聽會難道不是僅是跑流程？要繼續輾壓？由於當時場面相當激動與混亂，因此寫此文來闡述我的想法與立場。
不過，首先也要提醒大家，此次公聽會發生的激烈衝突是特例嗎？不是的，類似的衝突景象其實非常的普遍，它絕不僅是發生在社子島的區段徵收案，其實苗栗大埔區段徵收案的衝突更為火爆激烈；另外，它也發生在許多都市計畫、公辦及自辦市地重劃、都市更新及非正規住居等相關的土地掠奪及家園迫遷案例中，因此，很值得我們深思全台各地自救會為什麼都要用這麼激烈的抗爭方式來表達他們的怨恨與不滿？若以本案為例，我覺得最為關鍵之處，乃是北市府與社子島自救會所擁有的權力是完全不對等的，而這種已設定前提的公聽會其實也是屬權力擁有者對於權力弱者的霸凌與壓制，其目的絕不是要理性溝通的，因此權力弱者乃不得不以抗爭來予以回應。而這在政治學、社會學及公共政策學術論述都可以尋得其註腳，理論上則是屬「權力三個面向」，請讓我來幫大家解釋。
權力第一個面向是源自於Dahl及Polsby所倡導的多元主義，它假設所有的市民都有公民權，也都擁有公平參與的權力，市民倘若有著任何的不滿或是冤屈，都可以由他本人直接來表達、或是透過他所選出的民意代表及其所參與的利益或社會團體領導人，來代為表示意見。因此，沒有市民會被遺忘、或是被排除在外。若是如此，那麼市民就不應該走上街頭抗爭或在公聽會進行激烈抗爭，以本案為例，那麼社子島自救會就不應該在士林區公所內掀桌抗議。
另外，權力第一個面向也特別強調，在權力的運作過程中，我們所要著重的僅是那些看得見的行為，至於那些看不見的權力、制度、結構及意識型態都不是要考量的對象，即區段徵收制度是否合法合憲，並非是吾等所應該注意或考量的課題。所以，在社子島自救會抗議事件中，我們看見了自救會成員抗爭的非理性行為，由此，就應該予以譴責，而林議員就是扮演這個角色，惟這樣的譴責是否公允？其實這早就遭致政治學者質疑，並進而有權力第二個面向的產出。 （相關報導： 風評：台灣成了司法不正常國家 ｜ 更多文章 ）
權力第二個面向主要是源自於Schattschneider及Bachrach & Baratz的論述，指的是掌權者（如北市府）透過偏見動員、及偏頗的制度設計與議程設定，將權力弱者（如社子島自救會）排除在制度及議程之外。這是因為在現實社會中，權力往往不是公平的分配在每一位公民的手裡，有人擁有較大的權力，另有人則幾乎是沒有權力。掌權者往往透過制度設計及議程設定，將權力弱者的主張排除於合法的政治運作場域。這如本次公聽會，其會議主旨已經明文是「區段徵收事業計畫公聽會」，其所設定的前提就是社子島一定要區段徵收，其他的發展方式都是被排除在外，而這在北市府當天所提供的會議資料也清楚寫明，因此，對於不接受區段徵收的社子島自救會，請問他們要如何參與？北市府又要給他們怎樣的理性溝通？即掌權者對於區段徵收議題及議程特別的偏愛，相對地，對於非區段徵收議題及議程則是完全排斥與壓抑；所以，當非區段徵收議題與議程不被允許時，很自然的，社子島自救會也就會實質被排除於此公聽會體制之外，由此也觸發了體制外的抗爭，而這也就是當天發生激烈抗爭的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