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黃俊傑指出的那樣：「在政治上，中國知識分子情感上厭惡國民黨，內心裡害怕共產黨。在厭與怕之間，進退失據，龜縮在自己的小房子裡，避開這個與歷史文化性命相關的問題絕口不談，抹煞自己是非之心而不敢言。」徐復觀卻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從歷史中尋找解決現實問題的答案。
國民黨為何敗給共產黨？可以說這是所有跟隨國民黨敗退到台灣的人士冥思苦想的首要問題，甚至也是讓美國人困惑不已的難題——多年之後，美國人還在糾結於「誰丟失了中國」。徐復觀比絕大多數人都有資格解答這個問題，因為極少有人像他那樣在共產黨的心臟延安生活過，親身觀察到共產黨的所作所為。他發現，「中共之秘訣，在於以農民黨員為發展組織之對象，故其組織能深入於社會裡層。党之組織深入於社會裡層以後，第一步先以各種方式變社會為絕對之戰鬥體，由此戰鬥體中以產生軍隊，發展軍隊，於是軍隊遂能與社會結為一體」。
徐復觀進而將延安經驗與國民政府統治模式相對照，發現國民黨政權只能稱得上「半吊子」組織，橫向不能到邊，縱向不能到底，縣級政權以下掌控在士紳土劣手中。「縣政府以上者為鄉願政治，縣政府以下為土劣政治。不僅不能形成國防、經濟、文化凝為一體之堅實社會，並亦不能與現實之軍事要求相適應。」換言之，如果説共產黨像鹽融入水中，國民黨就像油浮在水面，「我方則因黨未能在廣大之社會生根，故政治亦不易在社會生根，因之軍事力量亦無法在社會生根，而浮出社會之上」。
一九四三年，徐復觀從延安返回重慶，撰寫報告警告國民黨當局：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之間必定有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和較量。「與奸偽之鬥爭，不全勝即全敗。全勝則奠定國家民族千百年太平之基，全敗則淪數千年文物為異類，其中絕無中和之理。將來鬥爭正式展開以後，其慘烈遠過於往時。」他甚至相當悲觀地指出：「國民黨像目前這種情形，共產黨會奪取全面政權的……不改造國民黨，決沒有政治前途的。」 儘管蔣介石看了報告之後頗為讚許，下令影印後發送高級幹部閱讀，可是國民黨已積重難返，徐復觀眼睜睜地看著國民黨政權一步步地敗亡——而他尊敬的老師熊十力居然選擇留在共產黨中國，以為還能保有一點「思想的自由」，結果卻慘死於文革之中。
以徐復觀對共產黨瞭解之深，不相信共產黨可脫胎換骨、走向民主。他在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七日的日記中寫道：「中午訪楊力宇君於富都閣。楊謂在北京在兩次宴會中，中共皆提到我，稱道我在學術上之成就。楊並笑謂：『現天安門的四張照片已撤除，徐先生不妨去走走。』」然而，毛像仍掛在天安門城樓上，徐復觀至死都沒有回去過。像杜維明那樣投靠共產黨，難道不是新儒家的自殺嗎？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