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專欄:莫愁死後無人讀─為苦難中國留下文字見證的知識份子

2018-10-13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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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復觀對西方文化只是籠而統之、泛泛而論。他對宗教改革以來的基督教文明缺乏基本的瞭解。清教徒的傳統博大精深、生生不息,如韋伯所説,由新教倫理帶來了資本主義精神,而其中最可寶貴的就是「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而徐復觀所説的西方文化,其實是西方文化的末流或歧途,是啓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以後的左派思想,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意識形態——它們確實是沒有愛的,非理性的,將人「異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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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徐復觀反西方的思想太過粗糙,比義和團高明不了多少,黃俊傑不得不承認,「徐復觀對西方近代文化的評論,也許不能免於持論激越之弊病」。其實,完全不必為尊者諱,徐復觀武斷地否定西方文化,根本就違背了儒家「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教導。徐復觀既沒有親身遊歷西方,像托克維爾那樣在美國考察數月之後,才敢動筆寫《民主在美國》;他也沒有讀過多少西方文化的經典著作——他所瞭解的少得可憐的「西學」,無非是在日本讀到的第二手翻譯資料,他甚至還比不上晚清的思想家譚嗣同、梁啓超、嚴復等人,他們或者留學西方、遊歷西方,或者與西方的傳教士、外交官和學者有深入的交往並有學術上的交流。

徐復觀對中國文化的自信建立在他對農村的田園牧歌式的想像之上。他認為,中國文化中的社會以農村為特質,中國文化之精神具體表現在農民生活之中。在徐復觀的筆下,中國農民淳朴、誠懇、率真,正是中國文化的精神表徵。他甚至希望將國民黨改造成一個「以自耕農為基礎的民主政黨」。然而,這個想法只是烏托邦而已。首先,徐復觀對「善良的農民」的想像基於儒家「人之初,性本善」的淺薄的人性論,跟神學家加爾文之「人是全然敗壞的罪人」的人性論全然相反,而後者才是人性的本相。其次,台灣在六零年代後期走向工業化和城市化,中國則在二十年後開始同樣的進程,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就像熱愛鄉村的傑斐遜無法阻止美國邁向工業國一樣,徐復觀也眼睜睜地看著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儒家從此失去了其農耕文化的經濟基礎。

國民黨為何敗給共產黨?

一九四九年之前,徐復觀先是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企圖通過拯救國民黨來挽救中國。但他看到的現實卻讓其深深失望:「自民國三十年起,對時代暴風雨的預感,一直壓在我的精神上,簡直吐不過氣來。為了想搶救危機,幾年來絞盡了我的心血。從三十三年到三十五年,浮在表面上的黨政軍人物,我大體都看到了。老實說,我沒有發現可以擔當時代艱苦的人才。甚至不曾發現對國家社會,真正有誠意、有願心的人物。沒有人才,一切都無從說起。」於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他毅然退出政壇,站在中華文化的立場上,探尋中國現代社會發展道路和中國人有體面有尊嚴的生活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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