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南韓總統尹錫悅2024年12月3日突然宣布緊急戒嚴，震撼了全世界。日本《東洋經濟週刊》網路報特別推出「戒嚴令震撼 激動的朝鮮半島的未來」特輯報導，邀請曾在1970、80年代常駐韓國的各界人士，撰寫他們當時在戒嚴與獨裁高壓統治下的生活經驗。因為日本在戰後的自由民主體制下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恐怖生活，對日本人而言這是很新鮮又奇特的感覺。於是我就應邀回顧了在韓國八年間「諜對諜」的日子。
我第一次到韓國是1980年3月，是新聞局安排的記者訪日一周的行程之後，和另外三名同業買了東京羽田機場到首爾金浦機場的機票，去韓國觀光了四天。當時朴正熙總統遇刺死亡不久，在權力的真空期間，民主化似有胎動的跡象。韓國人都期待著「漢城之春」可以來到。
但是全斗煥在1979年發動「雙十二政變」掌控了政權，民主化的春天並沒有到來，他更在1980年5月17日22:00發布戒嚴令，我們去韓國時政變後的戒嚴仍未解除，在新軍部掌控局勢之下，韓國的社會氣氛非常森嚴，到處都是高壓肅殺的感覺，連空氣都讓人緊張。
我們四人一起去參觀景福宮的國立博物館。參觀之後我們在宮外的大馬路等車，同行的「青年戰士報」記者閒著沒事，就拿起相機朝著對面的建築物拍照。這時，荷槍實彈的軍人對著我們猛吹哨子，然後過街來把我們一行人押過去，訊問一番之後要他交出底片，因為這裡是「禁區」不能拍照。我們據理力爭告訴駐守的軍人，沒有任何告示牌提醒我們不准拍照，但是軍人仍堅持要沒收底片。後來，我用當時所能擠出來的幾句韓語告訴他們，這位亂拍照的仁兄，也是台灣的軍人，是軍報的少校記者，聽得他們一愣一愣的，於是我們就沒事放行了。
後來問了韓國朋友，才知道這裡是韓國的「國軍首爾統合病院」，不到半年前，朴正熙在宮井洞中央情報部招待所遇刺之後，就是被送到這裡斃命的。不過也有朋友說他並不是死在這裡，因為這裡表面上是醫院，裡面其實是「國軍保安司令部」，是軍事情報機構的大本營（現在是國立現代美術館首爾館），全斗煥政變時就是保安司令，所以當然不准拍照了。第一次的韓國之行，就因為這個遭遇而對這個軍人極權政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1年去韓國留學時，因為是拿報社的獎學金，新聞事件發生時，我還是要發稿回台北。當時這樣的「留學生記者」身分，又經常有獨家新聞，我已經受到韓國情報當局的注意。他們可以用「與入境目的不符」的理由把我驅逐出境，還好他們並沒有這樣對待我。
然後，在韓國留學時，聽到留學生之間流傳的一個笑話，也可以佐證當年特務統治的橫行。一名台灣留學生因為屢次在家書裡，都會寫到學校裡學生鬧示威的情況，結果家裡許久都沒收到他的來信，這名學生終於才恍然大悟，於是寫了一封信給郵局局長，跟他道歉並保證以後不會再寫學生示威的事，他的家書才被放行。我不知道這則笑話是真是假，但是「信件檢查」對台灣留學生造成不小的心理壓力，則是周知的事。 （相關報導： 鄭乃瑋專文：記住光州的故事 ｜ 更多文章 ）
當時，我經常跟讀賣新聞漢城特派員山岡邦彥交換新聞情報，他是讀賣新聞被強制關閉漢城支局三年多之後，重開支局的人。所以他行事很謹慎。他告訴我，日本記者兌換外幣都是到銀行以「官價」兌換，否則韓國可以用「違反外匯管制」的理由，對日本記者司法起訴或驅逐出境。但是因為當年黑市與官價的匯率可以相差到20%，我領的美元Sola Check支票，都是到台灣駐韓大使館的會計室，他們可以換給我黑市的價格，我就沒有違反外匯管制的把柄可以被發現。我們連換錢都必須小心翼翼，可見獨裁政權之下，到處都是獨裁者的鷹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