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六月，日本外長椎名在眾議院外務委員會上明確說出日本之所以沒受到報復攻擊，乃是基於離越南很遠這個地理條件。這種狀況掀起戰爭記憶尚且鮮明的日本國民的不安。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的《朝日新聞》民意調查中，回答「擔心日本也會遭受牽連」者有五十四％，回答「不擔心」者有十七％。
初等教育中被教導反戰和平理念的青年們，反映出無法認同日本政府因《美日安保條約》而協助越戰的狀況。同時，他們有一部分人也擔心自己是否會被徵兵且送往越南。
例如一九六八年春天的雜誌上刊登的報導中，高中生們有如下的發言：「察覺安保體制的存在，是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六〇年安保鬥爭的前後時期。正確認知這個體制，則從越戰白熱化的時期開始。」「如此下去，大概一九七二年日本就會實施徵兵制，我們都得進入軍隊。」身為東京大學教養學部的學生部專任教授，日常接觸學生的西村秀夫也在一九六七年的座談會上談及，「關於對越戰的不安，美國學生的感受更為強烈，但在日本也覺得，如果事態持續發展，自己也可能會被拉去上戰場，這種恐懼，現在存在許多學生的心中。」
此外，美軍在越戰中做出殘暴行為，而協助美軍的日本出現經濟高度成長，這個事實與當時升學競爭日趨激烈相伴，讓學生內心懷抱疑慮，認為初等教育時被教導的「戰後民主主義」理念充滿欺瞞。日大全共鬥的運動家橋本克彥在一九八六年的回憶錄中如此記述：
人類應當稍微朝著更好方向前進的理念，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歷史被撕得粉碎，意欲向著青空高舉的理想大旗，也必然會沾染上一些髒汙，這種事實不斷地發生。
我們無法忍受，戰後一段期間內相信的、如青空般的理念遭到踐踏，「這是多麼大的謊言」，我們憤怒不已。
只要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國家似乎都有這樣的狀況，年輕人們在一九六〇年代後半，宛如事前約定好的一般，每個國家都有人群起抗議。……無論是自以為是地裝腔作勢，或是嚐到悲慘的失敗而垂頭喪氣，都是因為念及「比起什麼都不做，不如奮而起身」之故。
或許是，因為成長在相信「爽朗、朝氣、健康」的標語有如青空般清新的時代，我們身上好像浸透了那股健朗的感受。在這層意義上，我們是時代之子，在那個青春，化為全共鬥的能源而燃燒。
身為「戰後民主主義的天之驕子」，當他們因越戰而將「戰後民主主義」視為「欺瞞」的同時，也將戰後教育中教導的「爽朗、朝氣、健康」原則延伸，發起了全共鬥運動。此處，可以看出他們「戰後民主主義」的兩義性。
如前所述，無論是當時的池田內閣或佐藤內閣，口頭上雖宣稱尊重憲法但在現實中依舊協助越戰。而應當與之對抗的在野黨，卻因國會內的協商勾結，始終沒有動作。 （相關報導： 專訪》「兩岸最好不要打起來！」花俊雄：大陸頂多被撕臉皮，台灣卻是滅頂之災 ｜ 更多文章 ）
這種政治狀況與升學競爭相同，使青年們產生「大人們說的與做的不一樣」的不信任感。某全共鬥的前運動家於二〇〇三年如此回憶：全共鬥運動會發生，是因「『大人們說的與做的不一樣，都在扯謊，不能相信』這種青春期獨有的叛逆感，以及政治─社會體制上建制派背叛了戰後的價值觀與期待，我認為這些感覺同步、共振、增幅才產生了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