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碳費政策預計在今年底確定費率，如今各界已經接受碳定價政策勢在必行，為了降低衝擊，必須積極探討低碳經濟活動的未來圖像。7 月 5 日第 4 次碳費費率審議委員會之前，彭啟明部長也出面信心喊話，宣稱碳費對產業衝擊「很低很低」，目的就是要讓政策平穩上路。
然而環境部開始草擬碳費政策以來，環保團體多次抗議台灣碳費費率方案太偏袒產業。環團要求政府，必須參照新加坡碳稅費率制定每公噸 500 元的碳費，逐年提升至 2000 元，直到追上歐盟碳權價格水準。此外，環團屢屢抨擊碳洩漏風險係數是「打 2 折」，優惠費率是「大放送」，甚至還有環保人士投書媒體，稱政府保護國內產業競爭力會讓企業變成巨嬰。
前述見樹不見林的批評，在民主社會中是常態。利益團體通常只會考慮自己的議程與價值，不會理會其他人的損益，但政策制定者不能偏頗一方。
為了制定最佳的碳定價政策方案，政府需要破除「永續政策＝減碳」的迷思，正確理解台灣自身的經濟體質，權衡國內民意與國際貿易規則，才能制定周全的政策。
破除永續迷思才能實踐永續發展
永續政策包含減碳，但不等於只有減碳。事實上聯合國 2015 年宣布的「2030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包含 17 項核心目標：第 8 項為良好工作及經濟成長（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第 13 項為氣候變遷對策（Climate Action）。
減碳固然重要，但應該盡量找出環境與經濟的共存之道，畢竟經濟萎靡倒退時，氣候治理行動也會欲振乏力。舉例來說，巴西濫伐亞馬遜雨林是全球氣候治理的嚴峻難題，但是當地人認為伐林是最容易維持生計的方式，如不能改變當地的經濟水準，便難以遏止破壞性的經濟活動，遑論投資節能減碳的基礎建設。
除了發展中國家顧經濟不顧環境，具備永續觀念與經濟能力的已開發國家，也不會為了減碳而一意孤行。國家推行重大永續環境政策，必須確保該政策不會過度削弱自身經濟與社會穩定，否則會導致國內外的重大政治風險。
例如烏克蘭戰爭開打後，歐盟因應俄羅斯天然氣來源中斷，除了投下鉅資投資再生能源，同時大規模搶購全球液化天然氣等石化能源，甚至對經濟脆弱的家庭予以燃料補貼。雖然放慢了部分地區（例如東歐國家）淨零轉型的進度，但這是為了保護歐洲國家主權，也是為了兼顧社會上經濟弱勢者的平等。
在日本推動綠色轉型戰略（Green Transformation, GX）相關立法時，則是因為初期未納入「公正轉型」內容引起在野黨反對。自民黨將公正轉型字眼納入《GX 推進法》後，旋即獲得朝野共識通過，確立綠色轉型必須保護日本國內勞工與中小企業的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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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近期投資大規模再生能源的預算，則是放在《降低通膨法案》內（Inflation Reduction Act, IRA），用補貼與稅賦減免，降低勞工階級的經濟壓力，製造業可藉減碳補貼增加銷售量，或是運用國家經費投資脫碳設備。
從「實質碳費」來正確理解國際貿易規則
從前述國際案例可知，目前全球淨零政策並非環境與經濟的零和賽局，推動永續也不會是一味徵收高額碳費，更不該死板拒絕給予企業保護措施。
在環團論述中，歐盟早已藉由逐年減少碳排放核定配額，刺激碳權價格提升。目前歐盟碳排放交易系統（EU-ETS）的名目費率約新台幣 2000 多元的水準，跟上歐盟標準可謂是環團的理想。
然而名目費率而非實際交易價格，在當前歐盟碳定價政策的配套措施中，對於高碳洩漏風險產業給予 100% 的免費碳排放核配額度，而歐盟製造業在 EU-ETS 定義下，有 94% 企業列為高碳洩漏風險。只要不超過免費額度，歐盟製造業就不需要繳納費用。
換句話說，歐盟碳定價看似高昂，但由於有免費額度、產業補貼等配套措施，歐盟企業的實質碳費負擔並不高，而台灣的實質碳費若高於外國企業的負擔，等於是我國政府主動讓本國產業面臨不公平的競爭。
以歐盟鋼鐵業為例，排放量前十大的鋼鐵廠中，2019 年僅 2 家（奧地利的奧鋼聯及比利時的安賽樂米塔爾）需要繳錢、2020年僅 1 家（奧地利的奧鋼聯）需繳錢。繳錢理由都是排放量超過免費額度。
會有這種現象，是因為 EU-ETS 屬於碳定價政策中的「總量管制措施」，透過分階段減少免費配額，藉此達到總量管制，歐盟並不期待境內企業繳納高額碳費，而是期待企業能夠確實減碳、出售多餘碳權，藉此創造新型態的經濟利益，幫助歐洲振興經濟。
既然不期待向境內製造業收費，歐盟為何要讓碳權價格居高不下呢？在 EU-ETS 實施初期，曾因碳交易市場低迷而導致減碳成效不佳，高昂的歐盟碳權價格，可以避免企業只想購入碳權不想減碳。但真正的目的，是藉由碳定價政策重塑國際貿易制度，取回歐盟在全球經濟的主導權。
現在歐盟 CBAM 即將開始徵收碳關稅，世界各國紛紛投入碳定價相關立法作業，碳監測、碳盤查企業快速發展，就證明了歐盟政策的外向性。如果不能體認這一點，在參考歐盟法規時，就會產生「我國必須看齊歐盟高級標準」的錯誤判斷。
歐洲再工業化的啟示
儘管歐盟的《歐洲綠色政綱》（European Green Deal）宣示在 2050 年達成溫室氣體淨零排放，《歐洲氣候法》（European Climate Law）將 2030 年溫室氣體減量 55% 的目標入法，實施 EU-ETS 與碳邊境機制（CBAM）的政策背景，並不只有前述兩項法律文件。
早在 2012 年，歐盟就推出了「再工業化」戰略，以重振疲弱的歐洲經濟。歐盟發現自身去工業化後，製造業消失導致勞工所得分配惡化，遇到歐債危機與金融海嘯也更無經濟抵抗力。
再工業化戰略，顧名思義是重建歐盟境內製造業，重點在於扶植生物科技、低碳汽車與再生能源。然而歐盟鼓勵綠色轉型不久就遭遇慘痛打擊，因為中國環保法規、勞動法規落後於已開發國家，中國生產的廉價光電設備大肆傾銷歐盟，歐盟光電設備製造商幾乎全滅。
以此為開端，歐盟與中國不僅在 2014 年發生貿易戰，還刺激歐盟在淨零政策中納入貿易保護主義。2022 年生效的《電池法》規定揭露電池的碳足跡，防備中國傾銷，迫使中資必須參與歐盟的電池廠計畫，否則難以分食歐盟電動車市場；2024 開始試申報的 CBAM 則是強制進入歐盟市場的商品都必須繳納碳關稅。
由於歐盟是世界前三大經濟體與主要消費市場，歐盟此舉改寫了全球貿易規則，迫使各國政府與跨國企業必須即刻進行低碳轉型。但審視前述歐盟法規的制定背景，可知歐盟高昂的名目碳費，不僅是抑制境內產業的碳排放，更多是為了與外國產業競爭而設計。
台灣碳費必須兼顧減碳與國際競爭力
保護自家產業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台灣與歐盟有極大相異之處。歐盟是主要消費市場，透過制定淨零標準、用高額碳費構築起碳壁壘，可以扭轉原本不斷滑落的國際貿易話語權。
然而台灣是全球主要製造基地，因此政策必須聚焦在平衡國內生產成本。台灣碳費立法的好處，一是幫助企業對接國際標準，二是將企業必須繳納的碳費部分留在國內（歐盟 CBAM 規定企業仍須繳納貿易對手國的碳費價差）。但台灣碳費既然不是為了構築碳壁壘，不需要過早設置高昂費率，以免打擊內需型產業或無意出口歐美的企業。
在綠色轉型的過渡階段，台灣必須小心翼翼，如果誤解自身經濟體質，制定出的政策恐怕會有強烈負面效果。推動永續發展工作，同樣需要確保社會公平與經濟穩定，讓淨零轉型不會只是國家社會的壓力，還能成為台灣活躍於國際的強大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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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職於一間小型顧問公司，為客戶做產業研究與市場策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