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認為是「天然獨」的台灣學生張同學（化名）抱著「去看看」的心態，跟著俗稱「統戰團」的兩岸交流團，在去年暑假踏上了中國的土地。「我自己立場上面當然是跟中共相左……如果我今天沒有跟著這個團出去，我有沒有機會再去？我自己可能就不敢。」
有了跟團的「庇護」，張同學得以在較無後顧之憂的情境下接觸並認識中國，例如拜會行政機關首長，參訪「985、211」頂尖學府，遊覽「大江大海」和山河風光，「而且團費滿便宜的」。
這樣的交流行程全由主辦方主導，官方色彩濃厚，參與者少有機會與當地人深入對話，但對台灣年輕學子來說卻也大開眼界。張同學說，參訪期間他常注意「拿捏分寸」，「會觀察，但是不會主動去poke（戳）」。
張同學造訪中國之際，正值中國新修訂的《反間諜法》上路不久；幾個月後，新版《保守國家秘密法》也在今年5月開始實施。張同學告訴DW，他當時搭乘中國國際航空的班機，機上就曾播放黨政宣傳片，5分多鐘的影片強調「保密」重要性，「回過頭來看，其實可以看出他們黨政很早就在佈局……現在這個保守國家秘密的事情」。
事實上，「保密」在中國過去數十年來的政策都不是新鮮事。不過，在現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執政下，中國逐漸收緊對內、對外的資訊把控、強化「國家安全」觀念與執法力道，掀起西方外資憂慮，也觸發台灣政府對民眾示警。
中國1988年即推出「保密法」，至今已二度修法。今年5月正式實施新法前夕，台灣陸委會建議台灣人民審慎思考去中國的必要性，並點出4大風險範圍，包含赴中國採訪、從事學術研究、蒐集經商投資資訊，以及跟當地人談話；這些行為涉及的資訊採集內容是否危害「國家和人民利益」、是否屬於「國家秘密」，都由中國政府說了算。
陸委會指出，近年頻傳台灣人前往中國遭到「羅織罪名」並剝奪自由的案例。如今中國制定、增修一系列涉及「國家安全」與「保密防諜」的法律，且這些國安工作都要「服從黨的領導」，讓法律解釋空間具高度不確定性，也導致一般人觸法風險大增。
台灣人「受牽連」風險蔓延
中國「保密法」列出了7類「國家秘密」領域，包含「國家事務重大決策」、「國防建設與武裝力量活動」、「外交和外事活動」、「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科學技術」等領域的秘密事項；具體而言，這些範圍內的什麼資訊構成「秘密」，另交由相關單位訂定，法律內並未詳述。
此外，附則內另納入「工作秘密」，要求當政府機關或黨政單位取得「不屬於國家秘密但洩露後會造成一定不利影響的事項」，應「採取必要的保護措施」。
法條內還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人民團體、企業事業組織和其他社會組織以及公民都有保密的義務」。這樣的條文幾乎規範了所有人和組織，不只對中國本地民眾，對台灣人民甚至外國企業和媒體來說，也都帶來更多疑慮和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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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非政府組織工作者李明哲曾遭中國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並關押5年；對於中國新版「保密法」，他認為最大的問題不在於法律如何制定，而是如何執行。「它無所不包，所以他（中國政府）可以隨意地解釋，到底什麼是『國家機密』。」
「就是讓你不知道他的紅線在哪裡，你才會自我限縮……沒有人敢保證誰是絕對安全的。」李明哲向DW表示，新的「保密法」是把過去幾年早已在執行的工作「法律化」，變成中國政府的另一個「武器」，一方面塑造「外部敵人」，一方面分化內部的民眾，鼓勵互相舉報。
從近年的案例看來，中國政府對台灣人的「保密防諜」正一步步擴大。李明哲指出，他自己被指控的行為是使用中國軟體批評中國政府，但其他被抓的台灣人未必都積極涉入政治，例如台商李孟居；甚至有些「幫中國講話」、立場較親中的台灣人，也被當作「間諜」，例如學者蔡金樹、施正屏等人。
台灣的清華大學社會學者陶逸駿也有類似觀察。他分析道，中國反間諜與保密工作對台灣的影響，可以說是中國內部權力控制、組織清洗重組的一種「延伸」：台灣學者或台商跟中國往來時，若跟中國的權力機構人士有互動、甚至存在利害關係，一旦捲入其內部權力鬥爭，就往往會被「扣帽子」、「拉下水」。
身為從事中國研究的台灣學者，「保密法」確實讓陶逸駿擔心赴中的風險升高。他告訴DW，他能做的只有盡可能尋求官方機構名義的有力支持與邀請函，並避免與中國黨政機關或權力機構人士產生利害關係。
然而，即使盡可能不接觸這類人物並避免「踩紅線」，卻也不代表就徹底安全了。陶逸駿指出，台灣人被牽連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似乎在蔓延，「你以後接觸的這些朋友，你很難確定他什麼時候會被舉報，什麼時候會被連累」。
他進一步說明，大多數情況下，事情「可大可小」，但在模糊的「紅線」上，人人自危。「在這種狀態底下，中央政權、中共中央頂層的權力可以獲得有效的鞏固，因為底下人沒有一個有效的信任關係網，足以成為跟你對立、分庭抗禮的反對力量。」
中國官方漸壟斷資訊管道
從中國政府對保密工作的描繪看來，官方把資訊的公開與否，視為與國家安全緊密相關。中國國家保密局的發言人2月曾稱：「該公開的不公開，不該公開的公開，都會損害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關鍵是要做到依法保密、依法公開、保放適度。」
中國官媒央視4月底的報導還特別點出大數據、雲端運算、人工智慧等新科技發展，對資訊保密帶來的「新挑戰」。值得注意的是，新修訂的「保密法」也納入了網路資訊的保密制度，要求網路業者加強用戶發布的資訊管理，並配合政府機關調查洩密案件、根據政府要求刪除涉及洩密的資訊。
李明哲認為，中國正試圖透過法律，把國家變成唯一的訊息來源，「只有中國政府可以代表中國的一切說話」。
陶逸駿也指出，近年的資訊科技發展讓中國官方得以進一步把關鍵資源與資訊掌握在手中，包含各地的大數據、輿情偏向等等，「如果不在他的控制之內，體制的不安全感會超強」。
隨著中國的資訊管道越來越單一，外界也越發難以真正了解中國。不過，陶逸駿還是鼓勵、或至少「不反對」台灣年輕學子到中國看看，有實際生活經驗。「總比一味地害怕他，或者是向往他，甚至是在抖音、小紅書中理解他（來得更好）……台灣如果年輕人都是這樣的話，未來其實滿危險的。」
透過「統戰團」這類兩岸參訪團前往中國，是部分台灣學者帶學生初步認識中國的一種做法。
曾擔任台灣成功大學學生會長的陳佑維，在新冠疫情前兩次參加過這類交流團；他認為，這樣的活動性質是對台灣人「吃豆腐」、在媒體上呈現兩岸友好形象，因此如果在過程中用反間諜和保密相關法律，「拉了一個學生出來殺雞儆猴……這種統戰形象會大打折扣」。
陳佑維告訴DW，從他的觀察看來，現在的台灣學生大多數並不會因中國「保密法」影響其訪中意願，「會去還是會去，不會去也就不會去」。
對於想要前往中國的台灣人，陳佑維提醒，「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踩到中國的底線」。去年剛訪中的張同學也認為，中國的法治本身就難以讓人信任，保密法只是「千千萬萬的手段」之一，「真的是要往最壞的方向想……難保不會有任何的意外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