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涯懷友月千里
一
兩年前的暮春時節，鶯飛草長，蝶舞蜂喧，怒放的紅杏和漫天揮灑的白櫻，把整個柏克萊校園淹沒在紅白相間的花海。那正是柏克萊絕美的時刻。而我，為了吃一口飯，馬上就要萬里迢迢遷徙到南太平洋中的一個島國。在校園徘徊躑躅，幽徑旁的每一叢花樹，每一株綠草，都在牽曳著我的衣衫，阻滯著我即將遠離的腳步。我在柏克萊居住了十年，十年了，人生還能有幾個十年？柏克萊的一草一木，一瓦一石，都和我靈犀相通、血脈相連。何況，那兒還有三十年來和我一道飽經憂患、打死不離的胞弟，還有燕爾新婚的妻，怎不教我遲遲其行，難以割捨！
我這人生於亂世，對人生黑暗面看得太多，難免有憤世的偏激；且無阮步兵之才，卻偏愛用青白眼臧否人物；我一輩子沒能交上幾個真朋友，由於朋友不多，故不免格外珍惜。文船山是有數的幾個朋友中，最能和我心意相通，意氣相投的一個。每星期和住在美國東岸的文船山通一個長途電話，一講就是一個多小時，是我在柏克萊十年如一日的功課，也是精神上最大的慰藉。這次遠赴南洋，越洋電話的昂貴收費，並非我和文船山的經濟能力所能負擔。實不相瞞，一想到以後再也不能和文船山在電話中暢談，我就更捨不得離開柏克萊。
在未曾認識文船山之前，我便已讀過文船山以「海楓」為筆名撰寫的兩本書，一本是《海豐地區文革歷程述略》，另一本是《廣州地區文革歷程述略》。前者讀後印象不深，後者所謂「述略」，其實是用了六百多頁的篇幅，把錯綜複雜的整個廣州地區的紅衛兵運動疎通董理，其條理之明、敘事之審、剖析之精、綜貫之力，令我和幾個逃港的廣州紅衛兵領袖讀後個個目瞪口呆，矯舌而不能下。當時我們都在納悶：「海楓」到底是什麼人？他對廣州的紅衛兵運動的了解，怎麼會比我們這些親身參加者和組織者還要詳盡清楚？
一直到了一九七四年秋天，我才在九龍亞皆老街一五五號的大學服務中心，見到了像謎一樣的「海楓」。當時他才廿多歲，文質彬彬，舉止優雅，修長的身材，俊逸的面孔，合時的衣著，再加上鼻樑上那副玳瑁眼鏡，以及手中那本磚頭一樣厚的精裝英文書，人人都會認為他是出身於香港上流社會，又受過良好高等教育的翩翩俗世佳公子，無論如何也不會把他和粗鄙無文的「過河卒」引起聯想。當時在服務中心做研究的那些自高自大的洋學者和洋教授，成群追在他身後求教請益，口中「海楓」、「海楓」的叫得不知有多親熱。眼看著別人和自己差不多年紀，便已是友聯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國際的知名學人，而自己只不過是新亞研究所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研究生，不禁有點自慚形穢。雖然文船山每次見到我，都客客氣氣地點點頭，打個招呼。但我覺得這純粹是社交場合的禮貌和客套，我們其實並不認識，當然更談不上交朋友。 （相關報導： 白先勇專文：程門立雪，高山流水—翟志成的師友情緣 ｜ 更多文章 ）
二
這種點頭之交的關係大約維持了半年。有一次，在大學服務中心的酒會上，文船山拿起酒杯走過來主動和我攀談。他說注意到我最近常在報刊上撰寫的文章，尤其是那篇〈中國大陸乞丐現象目睹記〉。他有一個洋朋友，亦即《天讎》的作者倫敦教授（Ivan D. London），最近正從事大陸乞丐現象的研究，目前尚在香港逗留；文船山問我有沒有興趣接受倫敦教授的訪談。我當時正對西方的「中國通」非常反感。這些所謂的「中國通」，其實是「不通」之至。他們在未與你交談之前，便已先有了一套「中共的勝利是歷史的必然」之類的觀念和成見橫亙在胸。當代中國人淋淋滴血的慘痛經驗，感動不了他們歷史命定論的鐵石心腸。中共各種不把人當人的倒行逆施，在他們眼中，無不一一出於「歷史的要求」並「符合歷史發展的律則」。一個和我在大學服務中心共用一間研究室的洋學者，則乾脆告訴我：在他眼中，中國的人民只不過是建造歷史的材料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