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人權館景美園區內，有一座人權紀念碑，碑上鏤刻著八千多位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受難者名單，最近該館擬依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政治案件當事人資料彙整清單」，約二萬多人，進行篩選以增錄在紀念碑上，為此該館擬定篩選的作業要點草案，並邀請專家學者討論，草案規定何者應予錄名，何者不予錄名，這其中最引人疑惑且覺得荒謬的是81位不予錄名的名單。
在學青年，不畏白色恐佈風險
就以其中的五位：蔡裕榮、劉國基、賴明烈、戴華光、鄭道君來說。
這五位當年正值在學青年時期，因不滿國民黨的專制獨裁，不畏白色恐怖的風險，籌組左派的革命組織「台灣人民解放陣線」，意欲推翻惡質的國民黨，最終身陷囹圄，坐了十幾年牢。像他們這樣的年輕人，敢於威權時期，起身反抗國民黨專制統治，照理說也是為台灣民主運動做出貢獻，為台灣的人權付出心力的人。
但荒謬的是，今日國家人權博物館的人權紀念碑上，這幾人的名字卻沒資格錄名其中。
人權館之所以將這五人排除於錄名名單中，依其作業要點草案是如此說的：「依現行法律或證據法則，以強暴或脅迫方式觸犯內亂罪或外患罪，經認定確有實據，且未獲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或法務部平復國家不法者，不予錄名。」
人權館之所以訂出這樣的作業要點，根源有二：
- 1998年的「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第8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依現行法律或證據法則審查，經確定觸犯內亂罪、外患罪卻有實據者。」不予補償。
- 此補償條例中所謂「現行法律」，指的是1992年刑法100條修正後，對內亂外患罪的定義，由意圖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改為以強暴或脅迫而著手實行者，也就是思想無罪，必須確實以暴力顛覆政府才有罪。這條修正被視為台灣進入民主社會的里程碑。
威權統治時期，沒有和平抗爭的可能
1998年補償基金會即依此補償條例的規定，認定這五位青年確有暴力或脅迫的證據而觸犯內亂罪，不予補償，而今日人權館也沿襲此補償條例的認定，擬不予錄名。這就造成如此的荒謬現象，從台灣的民主運動與人權的發展來看，這五位青年絕對比眾多即將被錄名其上的白色恐怖受難者，更具資格錄名其中的，而人權館卻擬不予錄名。
補償條例是在1998年台灣已進入民主化後制定的，但其制定時的政經環境不同於威權統治時期，此時期人們已有較適當的管道，抒發對當權者的不滿，若於此時再以暴力方式表達對當權者的不悅，則以「現行法律」懲罰之，似還有其合理性，但在威權統治時期，政治是非常高壓封閉的，罵一句國民黨就會被抓，罵一句蔣家就可能被關，根本沒有適當管道以和平方式表達對當權者的不滿，雷震想組黨就被抓，白雅燦要蔣經國公布遺產，就被判無期徒刑，在這樣無奈的政治環境下，常逼使有志青年走上暴力革命一途，王幸男就以郵包炸彈炸斷謝東閔一隻手臂，「泰源事件」的烈士，也以暴力欲達到革命的目的，這些都是當年威權統治時期反抗者無奈而不得不的舉動。 （相關報導： 風評：蔣萬安的原罪VS.轉型正義的傷痕 ｜ 更多文章 ）
因此1998年負責審理補償事宜的「補償基金會」根本不應以民主時代制訂的「現行法律」，回溯並苛責這些在威權時期為台灣民主運動做出奉獻的人，說他們使用暴力，觸犯內亂外患罪確有實據，而不予補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