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重的量能不足，導致多數學校都設下6～8次的諮商次數限制。雖視個案狀況可提前結束或延長，但當學生展現的議題日趨複雜，需要長期諮商的比例也愈來愈高。即使是醫院，在健保體系之下，心理諮商跟治療人員也嚴重不足，長達數個月的等待期，甚至也有6～8次的諮商次數限制。
當資深心理師留不住，而青少年精神科（兒童心智科）醫師的處理量能與能力卻也嚴重不足。
處理青少年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往往需要諮商跟治療的不只是青少年本身，還有父母、家庭，甚至學校。現有醫療體系中，兒童心智科的醫師都很努力，對每一個病人都很盡心，他們確實是很有心的好醫師。但是面對日益增多的青少年輕生，單是自殺通報，我必須不客氣的說，他們缺乏效率的觀念，更無法得到組織運作的奧援。
按照他們現在的看診速度， 一個病人平均最少要花到20分鐘，就算從早上8點到下午5點，最多也看不到30個病人，甚至被醫院視為賠錢貨。他們不擅長新的網路管道，也不具備足夠的運作能力，利用組織來提供最大化的幫助，雖然都是極具熱忱的醫師。至於基層的精神科診所，單單是只收個幾百塊的特別心理治療，健保署竟然也可以特別審查，一次核刪數以十萬計。
最大的問題叫政府
觀念落後，行政蹣跚—學校諮商輔導體系有待系統性的檢驗與更改，如上篇文章所述，資深人才會被制度跟收入逼走，還要承受官僚體系加諸他們身上過重的行政業務跟不尊重。在我跟學校打交道的經驗中，甚至很多長官跟老師把重責大任交給對精神疾病態度偏頗、知識跟技能不足的教官。我曾經對著一群要輔導學生網路成癮的國中老師們演講，最後發現划手機的划手機，改作業的繼續改，諮商中心主任只做了介紹就走人。最荒謬的是，這群企圖幫助網路成癮的老師，沒有心理專業或經驗，絕大多數都是數學跟理化老師，因為主任認為他們比較懂電腦。
要基本改進，政府先從願意付錢做起—當自殺防治中心做出功效，就我所知，經費就被減少了。當要上課、參加工作坊，落跑的，最不專心的是長官跟主管們。我去上過課，一班幾十人，演講費還被打折挪去它用，即使我不在意錢，為了上兩個小時的課，開了3個小時的車到山上的學校。面對那群殷殷期望、滿懷熱忱的諮商師與學生，我卻在休息時聽得清清楚楚隔壁諮商室的每一句對談，而諮商師除了放任學生埋怨、抒發發情之外，好像甚麼都沒有做，當下心也都冷了。
制度的建立、切實地執行，跟人才的培育都需耗時數年，請及早開始
國健署日前公布110年度的「青少年健康行為調查報告」也發現，曾認真考慮自殺的國中生有25.3%、高中生有25.0%，曾嘗試自殺的國中生有10.4％、高中生有9.4%。但是我們卻有罰300個學生下跪的校長；視學生為問題份子，集體霸凌的師長、主任與教官。他們是特例嗎？絕對不，看看政府辦的反毒音樂會，憂鬱症協會也辦過的音樂會，整個社會的觀念還停留在教育式的訓導跟宣傳。
就在今年3月，好不容易，政府總算把心理衛生跟口腔司變成專職的心理衛生司。而首任司長長陳亮妤上任時宣布，自殺防治未來會是心理健康司、甚至衛福部，以及整個政府的重要工作。她也宣布將持續在社區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每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都將設置2名臨床心理師、2名諮商心理師，增加心理衛生資源的可親近性，讓學生回到社區仍能使用相關資源。
但是，請司長不要只是一廂情願，認為增加量能、開幾個會可以解決問題。事實上最難處理的是那些根深盤據，觀念落伍的教育部官員、學校校長；還有沒有辦法看到一級防治，跟效率有問題的精神科醫師與心理師們。請借重跟發揮自殺防治中心過往的經驗，召開會議處理好教育跟醫療體系，建立心理師良好的制度與升遷管道。也要處理一下那些不瞭解精神疾病，卻把錢看得比人命重的健保體制吧！還有，與其辦理反毒、憂鬱症音樂會，更需要號召社會參與，大家把錢找出來，把整個系統連貫在一起；讓我們不僅要多生小孩，還要給他們快樂與有希望的生活與未來。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一位高中生輕生之必然與解決之道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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