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款只是把海外華人與母土繫在一塊的諸多細線之一。政治是另一條細線，而且政治也有其經濟面向。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如何對待海外華人成為中國政治論述裡的重要主題。改革派認為海外華人受壓迫和清朝積弱不振有關，認為西方排華是自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加諸中國的諸多恥辱之一。中國境內一時爆發反對美國排華法的聲浪，導致一九○五至一九○六年中國境內拒買美國貨。拒買其實是在抗議美國單方面的門戶開放政策。此舉抒發了中國境內和整個海外僑社新興起的民族主義政治主張。
海外華人問題和祖國政治，透過彼此部分重疊的同鄉會（會館）、祕密會社、商人行會、政黨的網絡，產生連結。最知名的反清運動政治領袖裡，有兩個活躍於海外。康有為，十九世紀中國最傑出的哲學家之一，重新解讀孔子學說以推動進步和改革，並根據孔子的大同理想發展出世界大同學說。他擁護立憲君主制和資本主義發展，勸說——有人說發起——光緒皇帝推動著名的「百日維新」，一八九八年光緒遭慈禧太后罷黜，此改革才嘎然而止。在此政變中，慈禧處決了康有為的六名同志，但康有為和其弟子梁啟超逃到日本。此時期的另一位知名人物是年輕的廣東醫生孫中山，他也流亡海外，從夏威夷、北美推動反清。孫中山主張革命，要推翻滿清，施行立憲民主。他會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中實現上述目標，但一九○○年代初，康有為的改革黨更具影響力。據某些說法，康有為從海外流亡地「組織」這波拒買運動，當時他人在瑞典的一個私人離島。
康有為和梁啟超流亡海外約十五年。梁啟超以日本為其基地，康有為則去到加拿大，一八九九年在那裡創建改革黨「保皇會」。兩人走訪多處僑社，成立政黨分會（全世界超過一百七十五處），辦報、興學、開公司。保皇會的中國商務公司的投資、經商活動，包含美、加、墨、東南亞境內的不動產、餐館、銀行、帶風險的鐵路和開礦事業。此公司從各地僑社調動資本，不只為保皇會募了款，還為海外華人財富提供了新出路。康有為把海外華人構想成中國現代化所不可或缺。一九○二年的文章〈論世界經濟競爭之大勢〉也表達此觀點，把外移視為某種經濟擴張，而此經濟擴張建立在海外工作者的匯款上，而非殖民主義上。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排華政策，威脅到中國的生存和擴張。
梁啟超從日本主編激進刊物《新民叢報》。當時中國都市印刷出版蓬勃發展，這是此產業的一部分。各種報紙雜誌百花齊放，性質從溫和到激進，從知性到通俗，形形色色；它們所探討的議題，從對外關係到科舉制到纏足，非常多樣。大部分撰稿人把中國的世界地位擺在新興民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框架裡思考。《外交報》刊出條約、外國法律原文，翻譯倫敦《泰晤士報》和《北美評論》的文章。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影響力甚大，以剖析透澈、直言力陳、談到中國世界地位時立論讓人信服著稱。黃遵憲稱許梁啟超的文章具有動情搖心的感染力，每個人看了都覺得說出自己心中塊磊，就連鐵石心腸之人都為之感動。
梁啟超遊歷澳洲、美國多處地方，一九○○至一九○一年在澳洲待了六個月，走訪了維多利亞產金區的本迪戈和巴拉臘特，還有各大城市。他來訪時正逢澳洲聯邦創立。或許讓人覺得奇怪的，決意不讓華人入境的澳洲諸領袖，竟會在雪梨市政府大樓舉行正式的聯邦晚宴時，邀梁啟超出席這場由新任總理主持的宴會。或者或許更加令人奇怪的，梁啟超覺得澳洲有許多可取之處——婦女有選舉權、勞工受保護、具影響力的工人運動團體。史學家約翰．費茨傑拉德認為梁啟超的觀點是見過世面之菁英的觀點，體現必須改良風俗人心的典型心態，講述了「對新且陌生之民族主義、民族國家之世界的普世關注」。梁啟超看重平等，而澳洲比其他許多國家更加支持平等，但他看出，澳洲的種族歧視表明澳洲尚未支持全人類平等。梁啟超大抵從道德高點看事情。
一九○三年，梁啟超走訪美加二十二個城市。他的〈新大陸遊記〉，一九○四年以連載形式刊登於《新民叢報》，全面描述、剖析了北美洲的華人僑社，徹底批判了排華政策。梁啟超再度聚焦於平等問題：他原則上不反對美國有權限制外人入境，但批評美國此舉的歧視性質，不讓華工和華商有機會取用華人市場範圍外的工作和商機，排外矛頭單單針對華人。
清廷看出，不管是革命家孫中山，還是康有為、梁啟超，其海外活動的影響都不可小覷。慈禧把他們趕到國外，無意間壯大了反清民族主義政治主張在海外華人裡的勢力。一九○二年清廷駐英公使羅豐祿向外務部示警道，海外華人愈來愈多，我們得防止他們追隨康梁和孫。他提議清廷派官員赴新加坡、檳榔嶼、澳洲、加拿大。這位公使建議道，要反制反清活動人士的影響，辦法之一係支持海外華人，尤其受到歧視和不當對待但沒有領事代其表達心聲的澳洲、加拿大華人。
使中國的都市知識分子、專業人士、改革派注意到海外華人的困境，並將此困境與中國的衰弱扯上關係者，不只保皇會和《新民叢報》。反奴隸制小說《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一九○一年出版了中文版，譯者林紓在譯序裡寫道，他希望中國讀者以此為借鏡，反思自己的處境。他寫道：「邇又寢遷共處黑奴者，以處黃人矣。夫蝮之不竟伸其毒，必別齧草木舒憤。後人來觸死莖，亦靡不死。吾黃人殆觸其死莖乎？」
林紓論道：「彼中精計學者患洩其銀幣，乃酷待華工，以絕其來。」他主張，儘管「為奴之勢逼及吾種」，清廷袖手旁觀。「若吾華有司又烏知有自己國民無罪為人囚辱而瘐死耶？……國威之削，又何待言？」上海某報的書評發出同樣的看法：本書與其說是在談黑人的苦難，不如說是在談白人宰制下的各種族。這本小說是要把我們從深沉的睡夢中喚醒的警鐘。白人口談文明，實際卻在幹泯滅人性的事。
鄒容這個四川青年，留學日本，最近回國，一九○四年出版了名叫〈革命軍〉的小冊子。他寫到被送去古巴的苦力和其他在海外受到惡待的華工，言詞慷慨激昂。華人「初則見拒於美，繼又見拒於檀香山、新金山等處，饑寒交迫，葬身無地。」他批評中國沒有民主，中國受西方侮辱時苟安以對。「又不見乎殺一教士而割地償款，罵一外人而勞上諭動問？而我同胞置身海外，受外人不忍施之禽獸者之奇辱，則滿洲政府殆盲于目聾於耳者焉……吾敢曰：滿洲人之虐待我！」〈革命軍〉遭清廷查禁，但據說在中國和海外賣出百萬冊。舊金山《中西日報》主編吳潘洲印行一萬一千冊。主張共和體制的墨爾本中文報紙《愛國報》連載了此文。
美國人對華人移民敵意加深，助長中國境內對排華法的強烈抗議。一九○○年清廷欲阻止排華法擴大適用於晚近被美國納為領土的菲律賓、夏威夷，未能如願。一八九七年泰倫斯．鮑德利（Terence Powderly）出任入境事務局長後，舊金山華人所受待遇更差。鮑德利曾是勞動騎士團團長，排華立場鮮明，上任後決意加緊對入境商人、學生的束縛。把入境者拘留在舊金山碼頭上臭名遠播的木造棚屋裡；使用貝蒂榮（Bertillon）人身測定法（監獄鑑別人身的手法）；騷擾商人和學生（兩者皆是不受排華法約束的群體），包括羞辱為了布置聖路易萬國博覽會中國展館而入境的高階商人和官員，以及不讓在倫敦受過教育的四名上海有錢家庭子弟上岸——全都經人詳述，以讓中國讀者了解華人在美的待遇。
就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下，出現了在中國抵制美國貨的主張，欲藉此逼美國修改其排華政策。早在一九○○年，在美的華人，包括報紙主編吳潘洲、六家華人會館、華人基督徒，以及中國駐美公使伍廷芳，就力促重議《葛禮山－楊儒條約》（Gresham-Yang Treaty）。此約認可美國排華法，而且預定於一九○四年到期。
＊作者艾明如是亞裔美國人研究中心的龍家（Lung Family）教授，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也是種族與民族性研究中心的共同執行長。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從苦力貿易到排華：淘金熱潮華人移工的奮鬥與全球政治》（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