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土博士」，相信很多人耳熟能詳，這是因為另一個「洋博士」（或稱為海歸派）與之形成對比。我們說「土」，是因為這些博士的學歷由台灣內部的大學頒發，也頗有本土意味。至於「洋」，就是因為那些人是喝洋墨水才拿到博士的。
其實，台灣的高等教育發展早已數量可觀，自1950年1所大專院校擴展為2020年149所，而我們也一直用頂尖大學的世界排名來自詡。根據《THE世界大學排名》，2023年台灣大學排名187名，其次是中國醫藥大學排名第251-300名。但是相較於2022年，台灣大學竟然退步了74名。不管我們的頂大排名有多前面（或者現在名次倒退了），事實是，這悠久的70年之間，台灣自己的教育體系並沒有產生諾貝爾獎得主。
我們常說李遠哲博士是台灣之光，特別是他曾榮獲諾貝爾桂冠的殊榮。可是，實際上李遠哲的博士學位是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UC Berkeley）頒發，甚至在1967年又到美國哈佛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到了1968年，到芝加哥大學任教。1974年受聘至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與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簡稱為LBNL）。最後於1984年回台灣參與籌辦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1986年時，他以中華民國及美國雙重國籍的身分獲得諾貝爾化學獎。換句話說，李博士整個學術能力的訓練都是在美國完成的。
相形之下，為什麼接受台灣「土生土長」學術訓練的博士們不能跟歐美頂尖博士們較勁諾貝爾獎的殊榮？我們的學子們從小就為了擠大學窄門，扛著千萬斤重的課業壓力，在學測每一科厚厚的考卷中生存下來（英文科考卷就長達12頁）。這些學子除了白天8小時的學校教育，晚上還要繼續在補習班加強。既使我們的學生比歐美的學生多出好多倍學習時間，可是我們真正在角逐國際級的諾貝爾獎卻敬陪末座，因為我們的博士訓練本身有缺陷，除了團隊合作的風氣不足，我們注重人情奧援，不像歐美頂尖大學的教授那樣開除不合格的學生。
有人會反駁，諾貝爾獎是西方人的專長，而且參選獎項的教授都是用英語書寫他們的研究，對台灣人來說當然很不公平。但是，我們台灣的高等教育不是都用西方的方法嗎？最多數的科學相關科系都用原文書當教科書。而且現在許多大學應聘教授都要求能夠以全英語授課。在這些條件之下，台灣的高等教育仍然無法培養「土」博士去角逐諾貝爾獎。
反觀我們的鄰國日本，他們的國民普遍英語水平都不高，但是，他們的教授卻可以拿到諾貝爾獎。例如，2019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吉野彰教授，1970年畢業於日本京都大學，1972年獲京都大學工學碩士學位，2005年取得大阪大學工學博士學位。他就是一位純正的日本「土」博士。實際上，從1949年至今，京都大學已經有22位諾貝爾獎得主了。日本投注很多研究資源，但是台灣的高等教育並不太在乎學術研究，雖然我們有能力但是我們沒做。
日本可以做到，可是台灣卻做不到。例如，日本的外語教育條件跟台灣其實很類似，因為兩個國家都不是用英語當作母語使用。然而日本卻可以超越台灣，他們自己培養的「土」博士有能力跟世界頂尖學者角逐諾貝爾獎。甚至日本的碩博士學術風氣比台灣盛行。
我們常說：「萬丈高樓平地起」，如果要培養一位學者獲頒諾貝爾獎，就不能忽視基礎教育。關鍵是能夠讓學者的論文在國際嶄露頭角，當然是要使用英語書寫研究論文，如果論文中的語法錯誤百出，肯定在第一關就被刷掉了，根本不會有機會讓自己的論文送到編審委員桌上。
另外，現今台灣的碩博士教育還是以就業為首要目標，因此我們的高等教育裡研究風氣並不盛行。在教育部的《教育統計簡訊》第114號提到：「受少子女化趨勢、碩士在職專班降溫及就業市場需求變化等影響，攻讀研究所學生人數由99學年高峰之21.9萬人逐年下降至107學年19.6萬人，累計8年來減少23萬人或減10.5%」。數據告訴我們，念碩博士的人最主要的動機是將來畢業以後找工作，一旦就業市場需求改變了，學生就沒有意願就讀某些碩博士班，最嚴重者會影響它們關門大吉。在立法院的〈博士生休學率逐年增高相關問題之研析〉之中也提到：「107學年大專校院有6.2%學生休學，其中博士班休學率21.9%最高，等於每5位博士生就有1人休學」。
在碩博士班的數量迅速增加時，我們並沒有同時讓學術訓練的品質也提升。過去我們愛用洋博士在大學任教，但是卻排擠到自產自銷的「土」博士，這讓台灣訓練出來的博士出路雪上加霜。大學的師資陣容主要已是洋博士為主了，但是由國外畢業的師資訓練自己的博士，這些畢業生的研究能力卻不足與歐美大學的博士競爭。所以我們還是只能說，那些在歐美讀書拿到博士的台灣人，在國際競賽中獲獎仍然叫做台灣之光。
＊作者為諄筆群主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