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於2022年10月12日接受網路節目《新聞不芹菜》的專訪，面對「值得稱道的教改里程碑」這一問題，即時的反應就是提到「鬆綁」。
查「鬆綁」是「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教改會）成立不久就提出的新口號：「認為教育鬆綁是當前教育改革的先決條件」。[1] 1996年12月的《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總諮議報告書）把「教育鬆綁」作為「教育改革的理念」的第一項，其〔綜合建議・第一節〕也以「教育鬆綁：解除對教育的不當管制」為名。
「鬆綁」是「教改會」借取經濟學名詞「deregulation」所作的新鮮譯名；該名詞流行於1970到1980年代，代表當時的一種新思潮。首先要指出，「鬆綁」這一名詞用得並不妥，易生歧義。本來，「解除不當的管制」是應該的，但若「鬆綁」一詞若無限上綱，就可能會被誤解為「消除一切管制」，而衍生問題。[2]
教改會的研究組於1994年12月到翌年4月期間緊鑼密鼓，成立了個「鬆綁研究小組」，由組長林文瑛邀請朱敬一、張清溪、王震武、顏厥安、李國偉等人參加討論，並委託從事四項研究計畫。朱敬一在教改會1995年8月的「『鬆綁原則』學術研討會」中，報告了他、戴華與陳致嘉三人的研究成果〈國家在教育中的角色〉。不久他更與戴華將這一報告改寫成《教育鬆綁》一書，由遠流出版公司出版（1995年12月）。李遠哲稱許有加，甚至不顧該書可能違反《著作權法》的疑慮，為該書寫了篇〈李遠哲序〉。[3]
一年後的《總諮議報告書》對「教育鬆綁」的具體建議包括：（一）教育行政體系的調整（包括「明定教育部職掌」等四小項）、（二）中小學學校教育行政與教學的重整（包括「保障學生學習權」等四小項）、（三）教師的專業自主（包括「培育中小學師資之機構，均應共同適用『教育學程』之規定；……。」等五小項）、（四）中小學教育的鬆綁（包括「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成立『教育法規改革小組』，……。」等六小項）、（五）高等教育的鬆綁（包括「從社會整體及個人的需要觀察，我國的高等教育都應該繼續擴充。」等七小項）、（六）民間興學與辦學的鬆綁（包括「政府應本公平原則，制訂對私立學校的政策及補助方式。」等十二小項）、（七）社會觀念的鬆綁（包括「……減輕對聯招制度的依賴，……。」等五小項）。可說是面面俱到、洋洋灑灑，似乎處處都需要鬆綁。
25年後的現今，到了該檢討「教育鬆綁」成效與實績的時候。我們赫然發現，教育當局的作為處處與鬆綁原則反其道而行——愈來愈趨於專制，特別是自2000年代「政黨輪替」之後。如今教育界面臨的緊縮，對照當年「教改會」所提的「鬆綁」，不啻是天大的諷刺。對此，李遠哲與「教改會」的核心人士都三緘其口，如今少有人再提及「鬆綁」一詞，寧非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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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會」裡多的是大學教授，他們對「大學自治」這一議題有特別的關心。《總諮議報告書》裡寫：「在大學自主的原則下，政府對高等教育之權則應有適度的規範：……。其餘事項則由大學自主。」建議「可成立具有諮議功能的『高等教育審議委員會』。」並在公立大學法人化「之前可考慮成立公立大學之董事會（或委員會）」。以下就試舉「大學自治」為例，一說「教育鬆綁」之實情。
《總諮議報告書》主張「我國的高等教育都應繼續擴充，……讓私立學校部分自由調節，以適應社會需求。」於是在1997年到2004年間，大學及其中的碩士、博士班大量增設，不免濫竽充數。此發展明顯是「高等教育的鬆綁」的直接後果，其詳已見於〈致李遠哲之一〉，在此不贅。此處要指出，大學在1994到2005年期間雖曾享受過一段較佳的「大學自治」，但到2005年12月，全文修正的新版《大學法》，內容竟從1993年12月版的三十二條共3,312字增為四十二條共5,392字。後教育部又不斷提出修訂，到2019年11月16日，該法的字數更擴增為6,072；其中寫「由教育部定之」處有16則，寫「教育部……核定」處有8則，「報教育部備查」處有7則；此外尚有《大學法施行細則》二十八條共2,516字。
自是，教育部大幅擴權：組成「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依法「定期辦理大學評鑑」；依法規定「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用途及數額」之上限；依法核定「招生（包括考試）方式、名額」；透過各種行政命令（而非法律），使《大學法》第一條「在法律範圍內享有自治權」的規定形同虛文；透過獎補助案要求大學「配合」國家發展（而非「促進」國家發展）；聯手國科會（科技部）推行種種「哀哀」（SCI、SSCI、AHCI、TSCI、TSSCI等）；還要大學仿效在企業機構裡才適用的「可悲哀」（KPI）、「好可噁」（OKR）等等。
教育部更利用各種「競爭性專案」使各大學俯首就範：2002年起有「研究型大學整合計畫」及「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2005年起有「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2018年起有「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等等，不勝枚舉。
此外，教育當局也不斷藉「改革」為名，對中、小學教育投出各種「變化球」，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高中學習歷程檔案」、「國家語言政策」、「雙語國家政策」、「素養導向命題」等等，讓教育界窮於應付。
緊縮而又管不得其法的效果如何呢？「大學生素質低落，近九成民眾憂心。」[4] 大學在國際評比中節節敗退，特別是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3世界大學排名」中，臺灣大學退步為第187，臺灣、清華、陽明交通三所頂尖大學的名次皆倒退超過70名，創下最大跌幅紀錄。[5] 又，政治勢力入侵校園，學術風氣敗壞有目共睹，豈止學位論文抄襲造假一端！
「鬆綁後更緊縮」的事實，一來反映的是「鬆綁」的說法本就不切實際；二來反映的是，當教育當局的所作所為悖離當年「教改會」浪漫的憧憬時，李遠哲及「教改會」要員們卻選擇靜默無聲，似乎事不關己。令人慨嘆！而我們在2018年臺大管中閔校長的遴選案中卻還看到，接連三位教育部長在李遠哲等人的壓力下，甚至企圖改變「國立臺灣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決定的人選。
李遠哲當年曾大聲喊出「教授治校」的口號，照理說他應該比他人更關心「解除對教育的不當管制」。然而事隔二十多年後，教育部的權威愈來愈大，「公立大學法人化」也遙遙無期。從大的脈絡觀察，我們終於認識到：「鬆綁」竟在為新的「緊縮」開路——破除舊的威權乃有便於樹立新的威權。「鬆綁」的意思原來是「先鬆後綁」或「舊鬆新綁」？
李先生，您對近年愈來愈多「對教育的不當管制」不置一辭，竟還好意思把「鬆綁」當作「教改」的「值得稱道的里程碑」？您真在意「教育鬆綁」嗎？
[1] 見「教改會」《第一期諮議報告書》「第二節 教育改革的理念與目標」「三、教育鬆綁的理念」，1995年4月28日。
[2] 劉源俊在1995年1月22日《中國時報》發表〈教改「鬆綁」──該鬆的鬆，該綁的綁〉，表達異議。（該文轉載於《教改通訊4》，題目改為〈教育「鬆」「綁」──該放開的放開，該規範的規範〉。）
[3] 〈序〉中寫：「……『教育鬆綁』乃當前教育改革的先決條件，而且，為了有效推動改革，以順利達成教育現代化的目標，『教育鬆綁』更是現階段教育改革的首要工作。」
查朱敬一於199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2000年為李遠哲延攬為中研院主管人文社會領域的副院長。2001年，李遠哲再為朱敬一與林全兩人的《經濟學的視野》寫序〈活用的經濟學〉。
[5] Times Higher Education（THE）於2022年11月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