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已故總統甘乃迪嘗言：「不要問國家可以為你做什麼，要問自己可以為國家做什麼。」(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這句名言，在今天充滿民粹主義的台灣社會，聽起來令人格外痛心，尤其是過去三年多，蘇院長在蔡總統領導下，協調整合各部會，成功防制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籠罩於疫情、經濟低迷時，突破疫情的困擾，經濟發展ㄧ枝獨秀，去年稅收增加了四千五百多億; 蘇揆政績那麼好，綠營怎麼會因為九合一慘敗，竟在親藍媒體鼓動與理性思辯能力不足的民眾一起創造的「認知環境」下，盲目跟著起舞，要求蘇揆要負起所謂的「責任政治」，辭職以示負責？！
綠營慘敗原因主要是疫情後期Omicron 病毒擴散造成的傷害。但是在人口密度那麼高的台灣，再怎麼能幹的政府與政治領導者，都無法防制傳染力如此高的病毒擴散；蔡政府也已竭盡所能協助、補貼旅遊、餐飲與服務等行業，但政府預算有限，無法全面性、長期性地援助所有受害的人。因為這不是人為所能控制的，故台灣整體防疫表現及經濟成長，在先進民主國家的眼裡，仍是數一數二、讚佩不已。因此，綠營慘敗的結構性原因，主要是因為民進黨長期以來過於強調「人民是頭家」、民主萬能，導致「憑著感覺」評斷政府好壞的台灣人民，在親藍媒體與反對黨不實資訊煽動下，一不爽就不分清紅皂白地責怪蔡政府，導致選舉大敗，綠營人怎能被理盲的台灣社會牽著鼻子走，否定自己的政績，要蘇為敗選負責呢？
國家是由政府與人民組成的，如果人民只一味要求政府做事，自己卻不願盡公民應盡的責任，反而所有的事情都責怪政府，無論怎樣能幹的政府與領導人都很難治理好這個國家。政府頻換行政院長與各部會首長的結果，國家大政無法連續，將流於片面化、零粹化，難以擬定、推動有宏觀與前瞻視野的政策，突破台灣低薪、產業難以轉型、外交擴展困難等結構性問題。
歐美日等民主先進國家的政府，跟現代化的私人企人業一樣，著重分層負責，政府領導人最重要的是政策思考，這是美國、德國等國強大的原因。如果美國像台灣一樣，所有的事情，人民都要政府領導人負責，美國就無法如此強大，領導全球，迄今不衰。但是在台灣，大家最喜歡講的就是「責任政治」，無論什麼大小事情，人民與媒體動輒要部長、院長負責，以致各部會首長與閣揆為了避免下台，大小事情都要管，除了政府效率大為降低外，首長因沒有時間從結構與制高點上，思考政策的精進與改革，難以突破各項內政、兩岸與外交問題的盲點，打造台灣成為進步、繁榮、均富的優質民主國家。這是台灣無法突破困境與時俱進的重大盲點！
（相關報導：
風評：蘇貞昌是袁崇煥，還是袁世凱？
｜
更多文章
）
個人在美國工作13年，每次碰到暴風雪來臨，當地負責教育行政的學區總督，當天凌晨5點左右，都會依據氣象報吿，宣布全市中小學要不要上課。如果停課，沒有一個學生家長因為要上班怪罪行政當局，大家都會想辦法配合此決定。這就是成熟的公民社會，每一位公民應盡的責任。但在台灣每次碰到颱風天學校停課，自己要上班，都會大罵政府。台灣醫療健保全球數ㄧ數二，醫療費用比美國便宜十分之一，效率也高很多，但由於人民濫用健保資源，為免健保破產，政府僅提高一點健保費，民眾就哇哇叫！台灣人民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從政治與社會結構審視台灣人民的不理性，是因為國民黨實施一黨專制太久，解嚴後，黨禁、報禁的解除，解凍了封閉已久、蓄勢待發的台灣社會力，各種社會、校園運動，如鍋爐蓋子掀開後往外面流竄的氣體一樣，到處奔放流竄，難以管制，以致自由氾濫、煽情失序，私利凌駕公共利益，只享自由不願負責任，扭曲政府公共政策，無法理性探討事情，法治不彰、價值扭曲。
解嚴後，台灣雖已推動民主政治三十六年，但空有民主外殼、無民主內涵，除了政黨惡鬥與媒體的誇大激情等外在環境外，主要原因是在民主轉型過程中，台灣的教育方法仍以杜威所批判的填鴨式背誦方式為主，以致無法培養國人對公共事務的獨立思考能力，邏輯思辯能力不足，喪失理性精神，沒有可落實於生活的人格與文化教育。
為了台灣的長治久安，小英總統已無連任的政治壓力，應以胡適所倡導的「科學精神」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為教改方向，以短中長期的10年教改時程，改革保守的師範教育體系，培養優秀師資，推動全台中小學優質小班制開放式討論教學，訓練學生蒐集資料、分析、組織、探索問題的能力，透過「親身體驗」與互動討論，將教育與生活經驗結合，方能培養下一代的獨立思考能力及人文與民主素養，建構優質的民主政治與理性成熟的公民社會，讓台灣能永續發展。
（相關報導：
風評：蘇貞昌是袁崇煥，還是袁世凱？
｜
更多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