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經濟飛躍還大幅改變了美國的高等教育。一九四四年《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通過，由聯邦政府提供二戰退役軍人前所未有的學費補助，從而改寫了大學文憑的意義。最終因為這項高等教育福利而受益的美國人超過七百八十萬。過去是世襲特權小前哨站的大學教室，如今擠滿一波波希望躋身中產階級，打進這個迅速膨脹的社會階層的學生。經歷數十年蕭條，戰後景氣大好讓人民收入提高，退役軍人買房繳財產稅，使得州政府突然預算大增。美國從來不曾像現在這樣，有那麼多學生可教，那麼多錢可以付給教授。
凱因斯和小羅斯福走了，但他們的門徒似乎正要迎來國家欣欣向榮又能發揮自身影響力的時代。然而，當高伯瑞來到伊利諾，卻發現自己捲入一場蔓延全州的政治風暴。
爭議焦點是一位名叫布洛傑特（Ralph Blodgett）的極端保守派經濟學家。他至少早在一九四六年就開始警告同行，「有些東西乍看無害」，例如「充分就業」、「社會安全體系」和「提高最低工資」等等，卻會「摧毀美國經濟制度」。鮑文對布洛傑特的主張很感冒，想方設法打壓他，不僅停掉他在大學部的某些課，還火上添油規定系上基礎課程改用薩謬爾森的新教科書，取代布洛傑特寫的教科書。當佛羅里達大學願意加薪五百美元延攬布洛傑特，鮑文立刻決定放走他。
據經濟史學家索爾伯格（Winton Solberg）和湯姆林森（Robert Tomlinson）記載，接下來局面變得很混亂。保守派教授找上媒體，香檳—厄巴納（Champaign-Urbana）《新聞報》（News Gazette）開始痛批鮑文想讓新政派那群「左翼極端自由分子」「大舉滲透」校園，破壞「美國良善原則」，還有一名校內教授演說指控鮑文想讓系上「塞滿」激進分子。雖然校內委員會排除了鮑文的顛覆嫌疑，可是芝加哥和香檳—厄巴納的報紙已經逮到風聲。伊利諾大學校長斯多達（George D. Stoddard）見到《芝加哥日報》（Chicago Daily News）頭版標題「校長否認校園染紅」大驚失色，《香檳—厄巴納郵報》（Champaign-Urbana Courier）和《新聞報》開始要求鮑文下臺。離開伊利諾前，布洛傑特忿忿不平發表了告別演說，表示經濟系目前雖然還沒「赤化」，只是「有點粉紅……但深紅就是從粉紅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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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傑特在佛羅里達落腳後，發現那裡的意識形態比較可親，而且「沒有天選之民」，也就是猶太人，不像鮑文在伊利諾大學一直找猶太人進來，讓他鬆了口氣。然而，就算布洛傑特頭也不回走了，衝突仍然持續升高。伊利諾州共和黨開始力保大學董事會有強硬保守派，視之為頭號任務。州眾議員卡特勒（Reed Cutler）認為布洛傑特對教職員的看法太仁慈：「那裡有些教授粉紅到跟紅色分不出差別。」另一位州議員迪拉夫（Ora D. Dillavou）更宣稱約有五十位教授是「紅色、粉紅和社會主義者」。校長問他名單，迪拉夫說「大學正被有心人士用來灌輸青年激進的政治哲學……伊利諾州的納稅人可不想出錢讓人割自己的喉嚨」。
伊利諾大學很快就決定鮑文必須離開，因為不論對錯，情況都變得太過棘手。於是鮑文被撤銷商學院院長職位，但允許在找到下一份工作前待在校內教書。他後來先後擔任格林內爾學院和愛荷華大學校長。直到一九七五年，伊利諾大學才頒給鮑文榮譽博士學位作為補償。
然而，經濟系卻因那次事件受到重創。十六位教授主動辭職，免得繼續受辱。莫迪利安尼氣憤寫道，校方「被一群教授控制，這些人不在乎學術，只關心個人權力，不為學校福祉著想，只想滿足報復衝動」。沒錯，學校是解決了經濟系的「衝突」，「但我們就擺明地說吧，這只是死後的和平。」
這股後來稱作麥卡錫主義的風潮，不僅僅是一位參議員的過激行為，而是一場團結了陰謀論者、美國企業菁英和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讓保守派民主黨和菁英派共和黨攜手合作，波及範圍遠超過政府部門和好萊塢黑名單分子，更滲入到美國生活各個層面。學術界尤其是主戰場，麥卡錫主義者有如戰士四處出征，詆毀新政派知識分子。這場肅清行動不僅戕害了許多人的學術生涯，更深刻左右了凱因斯經濟學的發展，因為凱因斯派學者不是被迫離職，就是不得不用保守外衣掩飾個人思想，以免引來新右翼時代精神的怒火。
說到麥卡錫主義促成的社會交集，可能沒有比哈特（Merwin K. Hart）更具體的例子了。哈特是小羅斯福的哈佛同學，成功的公司律師，曾經短暫擔任過紐約州眾議員，隨後全力投入一個名叫國家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的組織。這個委員會不是政府單位，也不是由經濟學家組成，而是四處散發文宣品譴責政府過度開支，並提出警告反對移民和猶太人—大屠殺造成難民危機期間，這幾個「議題」經常重疊。一九四六年，哈特告訴支持者「有理由懷疑」過去十年「非法」入境美國的移民高達「三百萬」，導致「住房短缺」。他否認發生過大屠殺，認為「猶太難民大批湧入」是獲得「巨額資金」暗助的國際陰謀，目的在顛覆美國的生活方式。「我們不能忽略一件事，美國有許多共產黨員是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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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不是美國政治圈的邊緣怪咖。他和許多商界領袖關係密切，如當時華府最有影響力的遊說團體全國製造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而他創立的國家經濟委員會也有不少大金主，資金來源包括杜邦、標準石油、海灣石油、艾姆科鋼鐵（Armco Steel）和伯利恆鋼鐵，以及沃爾克基金會（William Volker Fund）的「大筆」捐款。這個由盧諾（Harold Luhnow）設立的組織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主要推手。一九四五年，哈特找來暢銷小說家羅絲．懷爾德．萊因（Rose Wilder Lane）。萊因除了在《週六晚間郵報》（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有連載，讀者遍及數十萬美國家庭，還協助母親蘿拉．懷爾德（Laura Ingalls Wilder）寫下了《草原裡的小木屋》（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系列小說。萊因替哈特撰寫書評，給了國家經濟委員會親切可敬的門面，雖然她的政治立場和老闆一樣右派。「人人有權投票，這種迷信是舊世界思想的勝利，」她於一九四三年寫道，並認為如此「擴張選舉權有害個人自由」，還直言「民主總是養出不負責任的暴君」。
一九四七年，塔西斯出了一本教科書。哈特和萊因立刻將焦點轉向這本驚人之作。塔西斯曾經在劍橋師事凱因斯，一九三六年前往塔夫茲大學任教，和好友布萊斯及斯威齊一起將凱因斯的思想帶到美國。二戰期間，他協助同盟國對非洲和義大利的轟炸任務，之後決定嘗試撰寫教科書。一九四七年時，凱因斯思想已經是學界主流，但學校教授除了曲折難懂的《通論》之外，就沒有別的書給學生參考了。托《軍人權利法案》的福，美國大學對教科書的需求空前強勁，因此塔西斯的書一出版，布朗大學、明德學院（Middlebury College）、耶魯大學等學校紛紛踴躍採購，《經濟學原理》（Elements of Economics）問世幾個月就賣出近一萬本，隨即成為學界暢銷書，因為塔西斯切實解決了一個教學問題。據他多年後回憶：「我心想，天哪，這下錢要湧進我戶頭裡了。」
哈特和萊因可不買單。「《經濟學原理》訴諸恐懼、恥辱、同情、貪婪和理想主義，希望美國年輕人作為公民按照這套理論行動，」萊因告訴國家經濟委員會的讀者：「這根本不是經濟學，是異教和政治手冊。」她指控這本書是「凱因斯理論的強力文宣」，並堅稱凱因斯經濟學「源自古老的前基督教神學」，「對蕭條的解釋」和馬克思一樣。「在現代經濟學裡，凱因斯就代表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內在矛盾』論。」當時還沒有幾個美國人聽過凱因斯，萊因和哈特就已經開始煽風點火，指控塔西斯和他傳授的經濟學是顛覆陰謀的一部分，目的在腐化學生的純潔心靈，將體面乖巧的年輕人變成凶殘的革命分子。
哈特和萊因不只給了塔西斯負面書評，還號召支持者投書大學，要求校方拒用塔西斯寫的教科書。他們寄給學校董事會的信件樣板顯然深受海耶克《通向奴役之路》影響：「我們國家因自由而偉大，而個人賴以獲取恰當報償的民間企業就是自由的體現。塔西斯那些人正在自由的基礎上鑽洞……是道德寬容還是什麼，竟然讓貴校鼓勵並宣揚可能摧毀我們的意識形態？難道我們想讓美國和英國一樣墮入社會主義？對我們許多人來說，英國那樣只是暫時，遲早會通向俄國的國家專制主義。」
哈特的出征行動既昂貴又複雜，非常仰賴他和美國商界大老的人脈。不少金主寫信要他寄書評過去，方便他們自行印發。哈特和萊因還跟里德（Leonard Read）聯手，對方的經濟教育基金會（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才剛出版傅利曼寫的小冊子，痛批房租管制措施。哈特和萊因要里德促使地方報社編輯反對塔西斯的教科書。萊因相信「這些人口只有一百上下的小鎮比大城市更重要」，因為報紙愈多就愈能累積報導數量，顯出反塔西斯的能量。而小鎮報紙不僅有支持他們理念的編輯，對讀者影響也很大，因為鎮民往往沒有機會同時接觸四、五個不同的新聞管道。光是奧勒岡州，國家經濟委員會就鎖定了一百七十八名報社編輯。
報紙攻勢果然奏效。《聖塔安娜紀錄報》（Santa Ana Register）發行商霍伊斯（R. C. Hoiles）寫信給哈特，表示塔西斯的書「在我們看來有如第二版的馬克思《資本論》」。《芝加哥論壇報》一九四七年九月刊出報導，標題充滿暗示：「海岸防衛隊重用赤色教材」，來源是美聯社發自華府和康乃狄克的報導，指出海岸防衛隊學院使用塔西斯的教科書。而國家經濟委員會和大企業關係良好，也讓不少有力人士加入戰局。南加州愛迪生公司總裁穆倫多（W. C. Mullendore）和曾任共和黨眾議員的菲利普斯石油天然氣公司董事長小菲利普斯（Thomas W. Phillips, Jr.）聯手向海岸防衛隊施壓，校方於是立刻停用這本教科書。
此外，甘尼特報業集團創辦人甘尼特（Frank Gannett）和百路馳輪胎（B. F. Goodrich）董事長科利爾（John Collyer）寫信給哈特，表示他們正要求康乃爾大學停用這本書。克利夫蘭林肯電器公司副董事長戴維斯（A. F. Davis）說服共和黨眾議員布朗（Clarence Brown），讓他要求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調查塔西斯。戴維斯還從國家經濟委員會手上拿到所有採用這本教科書的大學的所有董事名單，準備交給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伊利鐵路公司的伍德拉夫（R. E. Woodruff）和俄亥俄太陽石油公司董事長皮尤（J. Howard Pew）—不久後便創立了皮尤慈善信託基金會—更是和前總統胡佛聯手要求史丹佛大學停用這本書，因為胡佛將個人文件都捐給了史丹佛。皮尤還向德瑞索理工學院（Drex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杜克大學和康乃爾大學施壓，並將此事上告俄亥俄州參議員塔夫特（Robert Taft）。「我敢說這樣肯定會遍地開花，」皮尤告訴哈特。
塔西斯感受不到這波來自菁英的政治壓力，也無法想像大學裡怎麼可能有人認真看待國家經濟委員會的指控，說他寫的書是蘇維埃慢性洗腦手冊，因此他決定不回應攻擊。但學校行政單位面對學生大幅增加已經忙得焦頭爛額，實在不曉得該如何應付數以千計聲討一本教科書的憤怒來信。反塔西斯運動開始見到成效。「夏天還沒結束，銷售下滑的速度已經和起初大賣一樣快，」塔西斯日後回憶。有些大學董事本身就是有錢的商人，對凱因斯主義感到疑慮，對哈特的本土主義有好感，其餘董事只想避開爭議，不想為了一本經濟學入門教科書惹來一身腥。於是，美國大學一所接一所停用塔西斯的書。不到一年，米夫林出版社（Houghton Mifflin）就放棄了，將美國第一本凱因斯經濟學教科書銷毀。美國大學從此成為保守派行動分子的主戰場；直到今日，針對言論自由和政治正確的文化戰爭還在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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