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本寧頓學院（Bennington College）與耶魯就讀的文化評論家羅傑．金博爾（Roger Kimball）注意到有許多大學生參與BLM，他視該運動為一個只有消除平權行動就能解決的問題。「從今以後，」金博爾建議：
進入大學應以學生的優點來做依據，而不是膚色、種族背景或是性畸形。同時，學業的評分、榮譽與升遷應以不分膚色，一視同仁的考試來決定，而且是由獨立的第三方來監考。我可以保證，只要採行這些簡單的方式，『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胡鬧就會在一個學期之內結束。
這是一個相當合理的建議，但是這樣的美國文化早在一個世代之前就已被推翻。
金博爾和其他大部分人一樣，都誤解了一九六○年代的改革。美國白人都相信改革後的新憲法就和舊憲法一樣，會帶領這個國家走向種族中立與自由。然而恰恰相反，改革人士十分清楚它是走向種族意識，並且成為政府的方向。但是不分膚色的理想太過強大，它與林肯、金恩的主張產生扣人心弦的共鳴，也是當初公眾接受民權的原因，而在不容拋棄之下，此一理想最終演變成官方虛構的東西。
在一九六○年代改革如火如荼之之際，所有反傳統的主張，所有對傳統的破壞，都讓改革者有一種是在合理化、證明，甚至強化傳統力量的感受。這樣的感受與紅衣主教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大會（Vatican II）對神職人員的想法、讀者閱謮《女性的奧祕》對男性的看法，以及民權人士對白人菁英高等教育機構的看法，都是一致的。《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的作家喬治．特羅（George W.S. Trow）透露了一則在那個時代有關大學教室內種族對立的故事，在談到一位荷蘭畫家的時候，白人學生聽到黑人同學表示這位畫家「屬於他們（白人）」，但並不屬於他（黑人），大為震驚：
他們自認與林布蘭（Rembrandt）是同一類人，他們也知道自己的支配地位。他們願意毫無保留地討論有關自己繼承了壓迫的權力的問題，這在當時被視為「白人內疚」或「白人自虐」的一種反應。這完全不對。這其實是「白人欣快感」。那個時代許多白人小孩都是透過拒絕接受才感受到他們所繼承的力量，他們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絕，也許是想藉由這樣的行為來感受與此一力量的聯繫。然而當一位年輕黑人問道「這個人對你來說是什麼人？」時，他們的欣快感立刻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尷尬與怨恨。
這則故事幾乎有如聖經，以不同的視角詮釋過去半個世紀所有的發展。所謂的改革者，在他們僕人的眼中並非英雄，也不是寬宏大度的紳士大開城堡大門，收容被遺留在外，感激不盡的人們。他們只是盲目又徒勞無功地拋棄他們先輩努力捍衛的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