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事件再次顯示民權時代下偉大的憲法創新（由民間機構代理執行政府權力）已變成一個強大的紀律工具。在美國與英國的校園內，所謂的拒絕提供平台（即是「拒絕法西斯主義者、有組織的種族歧視者以及其他仇恨者散播他們毒素的自由」的做法）正在興起之中。在美國，七十歲以上民眾相信「政府應該能夠防止攻擊少數族群的言論」的人只有八分之一，但是年紀在三十五歲到七十歲之間的美國民眾，有四分之一相信，三十五歲以下成年人相信的比例則達到百分之四十。
對於不及一半的美國年輕人而言，唯一可行的種族共存基礎就是「白板」（tabula rasa）了，恰好一些傳統的美式特質與此相符：美國人都喜歡說他們相信「新的開始」與「偉大夢想」。然而換句話說，他們就是性喜掠奪與逃避，而不是修補與培育。在美國人自己眼中，他們的夢想宏大而高貴，因此在實現上具有天意安排的使命感與急迫性，其他人最好避而遠之。在這種心理的驅使下，美國人十七、十八與十九世紀開彊闢土，消滅其他所有的文化，絲毫沒有良心不安，彷彿這片土地無人居住。在一九六○年代中期之後的半個世紀，美國領袖依然懷抱他們偉大的夢想，以相同的精神消滅他們自己的文化機制。
＊作者克里斯多弗‧考德威爾（Christopher Caldwell），《克萊蒙特書籍評論》（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的特約編輯，也是「紐約時報」的特約評論員。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爽拿的時代：一九六〇年代美國民權改革的貽害》（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