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學生如願以償。耶魯與美國證書政治體制下其他的前哨站如今都屬於她和她這樣的活躍分子。沒過多久，克里斯塔基斯夫婦就取消了他們的春季課程，並且辭去西利曼學院的職位。宣稱自己是「耶魯有色人種學生與我們盟友的聯盟」的耶魯大學，在接下來的學期計畫採取諸多因應措施，包括要求克里斯塔基斯夫婦辭職；設立偏見通報系統；將耶魯三個學院重新以非白人心理學家命名；增加聘僱非白人心理學家；設置「強調種族能力與培養尊重」的機構，對種族研究項目增數以百萬美元計的經費。耶魯大學完成了大部分的計畫，並且還增加五千萬美元的人事費用來聘請「能夠豐富多元性」的教授。布朗大學也遭遇了類似的衝突，因應之道是撥款一億美元來營造一個「更為公正與具有包容性」的校園。
格蘭德森關於老一輩的人必須死去的說法雖然無禮，但是並沒有錯。物理學家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曾經寫道，「一項新的科學真理的建立，並非在於說服反對者，而是反對者最終都會死去，新一代的人都是在此一新環境下長大。」即使是看似失敗的激進運動往往也能緩慢與安靜地促成制度的改變。一九六九年，武裝黑人學生占領康乃爾大學的司戴德大樓（Willard Straight Hall，該校學生會大樓），校長詹姆斯．柏金斯（James Perkins）試圖與學生進行談判，達成協議，以避免受到懲罰。然而該校保守的董事會、信託人與金主，還有學校人員群起反對，柏金斯因此被迫下台。但是在經過幾十年後，情勢轉變。在邁入新世紀之際，當初的占領學生之一，後來成為花旗身價上億的金融專家的湯姆．瓊斯（Tom Jones），反而進入了康乃爾的董事會。
耶魯在舊憲法下或許還是一個「知識空間」，但是在新憲法下，怎麼可能？耶魯一旦根據法律規定，改採以平權行動來錄取少數種族學生的方式，則單純的功績式錄取標準（金博爾所建議的）就會與前者產生矛盾。同樣地，儘管有些迂迴，但若是繼續遵循傳統禮儀的原則（克里斯塔基斯夫婦所相信的）也會帶來失望。一所機構能表面上宣稱會堅持其原有標準（例如耶魯），然而實際上卻已無法堅持，它所承擔的政治責任已超過其教育責任。抗議者知道這一點，因此他們也是真的質疑克里斯塔基斯夫婦「不懂」在耶魯服務的本質。
僅僅因為這些學生不適應就責怪他們，可能是過於苛求。但是你只要看到他們在手機錄影中怒罵尖叫，就不難看出他們有許多人並不適應。這個問題不歸咎於這些學生，罪魁禍首另有他人。這是民權上不斷重複出現的一個悖論：種族主義與特權被拆解得越快，指向種族主義與特權的心理需求也就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