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本寧頓學院（Bennington College）與耶魯就讀的文化評論家羅傑．金博爾（Roger Kimball）注意到有許多大學生參與BLM，他視該運動為一個只有消除平權行動就能解決的問題。「從今以後，」金博爾建議：
進入大學應以學生的優點來做依據，而不是膚色、種族背景或是性畸形。同時，學業的評分、榮譽與升遷應以不分膚色，一視同仁的考試來決定，而且是由獨立的第三方來監考。我可以保證，只要採行這些簡單的方式，『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胡鬧就會在一個學期之內結束。
這是一個相當合理的建議，但是這樣的美國文化早在一個世代之前就已被推翻。
金博爾和其他大部分人一樣，都誤解了一九六○年代的改革。美國白人都相信改革後的新憲法就和舊憲法一樣，會帶領這個國家走向種族中立與自由。然而恰恰相反，改革人士十分清楚它是走向種族意識，並且成為政府的方向。但是不分膚色的理想太過強大，它與林肯、金恩的主張產生扣人心弦的共鳴，也是當初公眾接受民權的原因，而在不容拋棄之下，此一理想最終演變成官方虛構的東西。
在一九六○年代改革如火如荼之之際，所有反傳統的主張，所有對傳統的破壞，都讓改革者有一種是在合理化、證明，甚至強化傳統力量的感受。這樣的感受與紅衣主教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大會（Vatican II）對神職人員的想法、讀者閱謮《女性的奧祕》對男性的看法，以及民權人士對白人菁英高等教育機構的看法，都是一致的。《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的作家喬治．特羅（George W.S. Trow）透露了一則在那個時代有關大學教室內種族對立的故事，在談到一位荷蘭畫家的時候，白人學生聽到黑人同學表示這位畫家「屬於他們（白人）」，但並不屬於他（黑人），大為震驚：
他們自認與林布蘭（Rembrandt）是同一類人，他們也知道自己的支配地位。他們願意毫無保留地討論有關自己繼承了壓迫的權力的問題，這在當時被視為「白人內疚」或「白人自虐」的一種反應。這完全不對。這其實是「白人欣快感」。那個時代許多白人小孩都是透過拒絕接受才感受到他們所繼承的力量，他們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絕，也許是想藉由這樣的行為來感受與此一力量的聯繫。然而當一位年輕黑人問道「這個人對你來說是什麼人？」時，他們的欣快感立刻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尷尬與怨恨。
這則故事幾乎有如聖經，以不同的視角詮釋過去半個世紀所有的發展。所謂的改革者，在他們僕人的眼中並非英雄，也不是寬宏大度的紳士大開城堡大門，收容被遺留在外，感激不盡的人們。他們只是盲目又徒勞無功地拋棄他們先輩努力捍衛的傳統。
耶魯大學兩位指導教授，醫學社會學的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與他的妻子，發展心理學的艾瑞卡（Erika）在二○一五年的萬聖節惹出一場風波。他們夫妻倆都崇尚學術自由，之前在哈佛時，他們也曾捍衛黑人學生在該校專屬「最後俱樂部」的權益。後來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與艾瑞卡分別擔任耶魯大學西利曼學院（Silliman College）的院長與副院長，仍是不改初心，繼續保持同樣的精神。
耶魯在萬聖節前發布一份在當年經常會出現的通告，告誡學生在萬聖節的裝扮務必得體，避免侮辱少數種族。艾瑞卡．克里斯塔基斯隨後發出一封「致親愛的西利曼人」的電子郵件，指出萬聖節傳統上就是一個顛覆的節日，也是成年人發揮掌控力的「場合」。她鼓勵學生獨立思考與判斷。她寫道她以前在孟加拉時有一件紗麗裙。她並且補充，「如果有一位金髮孩子想讓自己做一天的花木蘭，」沒有什麼不對。她這封信引發了與大部分為黑人的少數種族間長達一週的衝突。他們指責克里斯塔基斯夫婦在鼓動文化挪用，同時並未為有色人種學生提供一個「家園」。
克里斯塔基斯夫婦有幾次分別被憤怒的學生包圍。有一次還被手機錄影送上網際網路廣為流傳，一位黑人女大學生從人群中竄出，告訴尼古拉斯．克里斯塔斯基，以他們夫婦倆身為院長與副院長的身分，他妻子的電子郵件極不恰當。克里斯塔斯基回答作為學校的行政人員，他們的職責是要創造一個讓觀念能夠蓬勃發展的空間。至於他妻子「致親愛的西利曼人」的信並不恰當的說法，他說道，「不，我不同意這樣的說法。」他的回答令那位女學生勃然大怒，破口大罵：
那麼你他媽的為什麼要接受這個職務？是誰他媽的僱你的？你應該下台！如果你認為院長是應該這樣當的，你就該下台！這裡並不是為了創造一個知識空間！不是的！你不懂嗎？這裡是要建立一個家園。你卻沒有這麼做！
圍繞在他們四周的民眾鼓譟起來，有人捻著手指辱罵克里斯塔斯基，叫他「安靜！」並且警告他「還輪不到你講話。」他的態度溫和，甚至有些諂媚。克里斯塔斯基夫婦表示他們是民主黨，以為這樣會緩和情勢。艾瑞卡想走進食堂，以免學生看到她。有一位學生顯然並不反對尼古拉斯主張言論自由的觀點，但是卻認為他玷汙了她的眼睛：
我真受不了看到你。我討厭與你爭論。你根本沒有在聽。你令人作嘔。我認為你根本不懂……現在我要你給我下台。我不要你坐這個職位。我不想在我就讀的耶魯大學看到你。我未來回顧在耶魯的歲月，就會想起曾與你爭論，光是這個念頭就令我作嘔。
這位學生如願以償。耶魯與美國證書政治體制下其他的前哨站如今都屬於她和她這樣的活躍分子。沒過多久，克里斯塔基斯夫婦就取消了他們的春季課程，並且辭去西利曼學院的職位。宣稱自己是「耶魯有色人種學生與我們盟友的聯盟」的耶魯大學，在接下來的學期計畫採取諸多因應措施，包括要求克里斯塔基斯夫婦辭職；設立偏見通報系統；將耶魯三個學院重新以非白人心理學家命名；增加聘僱非白人心理學家；設置「強調種族能力與培養尊重」的機構，對種族研究項目增數以百萬美元計的經費。耶魯大學完成了大部分的計畫，並且還增加五千萬美元的人事費用來聘請「能夠豐富多元性」的教授。布朗大學也遭遇了類似的衝突，因應之道是撥款一億美元來營造一個「更為公正與具有包容性」的校園。
格蘭德森關於老一輩的人必須死去的說法雖然無禮，但是並沒有錯。物理學家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曾經寫道，「一項新的科學真理的建立，並非在於說服反對者，而是反對者最終都會死去，新一代的人都是在此一新環境下長大。」即使是看似失敗的激進運動往往也能緩慢與安靜地促成制度的改變。一九六九年，武裝黑人學生占領康乃爾大學的司戴德大樓（Willard Straight Hall，該校學生會大樓），校長詹姆斯．柏金斯（James Perkins）試圖與學生進行談判，達成協議，以避免受到懲罰。然而該校保守的董事會、信託人與金主，還有學校人員群起反對，柏金斯因此被迫下台。但是在經過幾十年後，情勢轉變。在邁入新世紀之際，當初的占領學生之一，後來成為花旗身價上億的金融專家的湯姆．瓊斯（Tom Jones），反而進入了康乃爾的董事會。
耶魯在舊憲法下或許還是一個「知識空間」，但是在新憲法下，怎麼可能？耶魯一旦根據法律規定，改採以平權行動來錄取少數種族學生的方式，則單純的功績式錄取標準（金博爾所建議的）就會與前者產生矛盾。同樣地，儘管有些迂迴，但若是繼續遵循傳統禮儀的原則（克里斯塔基斯夫婦所相信的）也會帶來失望。一所機構能表面上宣稱會堅持其原有標準（例如耶魯），然而實際上卻已無法堅持，它所承擔的政治責任已超過其教育責任。抗議者知道這一點，因此他們也是真的質疑克里斯塔基斯夫婦「不懂」在耶魯服務的本質。
僅僅因為這些學生不適應就責怪他們，可能是過於苛求。但是你只要看到他們在手機錄影中怒罵尖叫，就不難看出他們有許多人並不適應。這個問題不歸咎於這些學生，罪魁禍首另有他人。這是民權上不斷重複出現的一個悖論：種族主義與特權被拆解得越快，指向種族主義與特權的心理需求也就越大。
耶魯事件再次顯示民權時代下偉大的憲法創新（由民間機構代理執行政府權力）已變成一個強大的紀律工具。在美國與英國的校園內，所謂的拒絕提供平台（即是「拒絕法西斯主義者、有組織的種族歧視者以及其他仇恨者散播他們毒素的自由」的做法）正在興起之中。在美國，七十歲以上民眾相信「政府應該能夠防止攻擊少數族群的言論」的人只有八分之一，但是年紀在三十五歲到七十歲之間的美國民眾，有四分之一相信，三十五歲以下成年人相信的比例則達到百分之四十。
對於不及一半的美國年輕人而言，唯一可行的種族共存基礎就是「白板」（tabula rasa）了，恰好一些傳統的美式特質與此相符：美國人都喜歡說他們相信「新的開始」與「偉大夢想」。然而換句話說，他們就是性喜掠奪與逃避，而不是修補與培育。在美國人自己眼中，他們的夢想宏大而高貴，因此在實現上具有天意安排的使命感與急迫性，其他人最好避而遠之。在這種心理的驅使下，美國人十七、十八與十九世紀開彊闢土，消滅其他所有的文化，絲毫沒有良心不安，彷彿這片土地無人居住。在一九六○年代中期之後的半個世紀，美國領袖依然懷抱他們偉大的夢想，以相同的精神消滅他們自己的文化機制。
＊作者克里斯多弗‧考德威爾（Christopher Caldwell），《克萊蒙特書籍評論》（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的特約編輯，也是「紐約時報」的特約評論員。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爽拿的時代：一九六〇年代美國民權改革的貽害》（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