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上支配戀愛或命運選擇的成本效益分析正在改變。在二十世紀初期，意外懷孕一般意謂女性會與她的初戀對象結婚，而這可能是遲早都會發生的事情。不過到了一九七三年，對於越來越多的人而言，這已不再是必然會發生的事情。一個人可能會因此錯過拓展生活選擇的機會，其中牽涉到教育、旅遊、事業發展、階級提升與性。
尤其是教育。在一九七三年至該世紀結束之間，擁有高等學位的美國民眾的實質所得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然而其他人卻呈下降：大學畢業減少百分之四、高中畢業減少百分之二十六，高中以下減少百分之三十八。現在，因為「意外」被困在一段關係內意謂可能錯過攀上高枝、享受精彩人生的機會，而深陷社會底層的泥沼。
在一九七三年的羅訴韋德一案（Roe v. Wade）中，最高法院以七票對二票將墮胎合法化。法官們一定是假設，此一判決會使未來在生育權利相關的事務上不會再有任何爭議。他們錯了。羅訴韋德案是最高法院一百一十六年來最具政治爭議的判決。在經過半個世紀之後，此一判決的影響依然難以釐清。美國民眾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面臨許多兩極化的爭議，其中大部分是來自經濟與社會的長期發展與變遷，唯有羅訴韋德案是一例外。
此一訴訟案的判決失之草率。它是建立在格里斯沃德訴康乃狄克州（Griswold v. Connecticut）一案所設立的一項關於「隱私」的暫時性權利上，羅訴韋德案完全是為捍衛墮胎權，才引用此一有關隱私權的判決。在此之後的半個世紀，無數有關隱私權的重大訴訟，從對恐怖分子的網路監視到汽車上的全球定位系統（GPS），從來沒有一樁會引用格里斯沃德與羅訴訟案中有關隱私權的判決。相較之下，布朗訴托彼卡教育局一案，或許並非經典的訴訟案，而且與其他如卡岑巴赫（Katzenbach）、巴基（Bakke）等民權訴案一樣，並不完全符合憲法邏輯，但是其中出於美國對奴隸的歷史責任而形成的政治壓力，足以消除相關的重大疑慮。羅訴韋德案卻是有所不同，它是對一項造成美國社會分裂的長期重大爭議表態。該訴訟案的判決建立在一個極其脆弱的基礎上，為道德、甚至宗教制定了命令。
在羅訴韋德案的時代，美國對墮胎的接受度確實有所升高，但是在道德理念上卻是缺乏一致性。在一九六七年，有三州以保護母親的健康為前提允許墮胎。其中兩州主要支持共和黨：科羅拉多州與加州。當時新上台的加州州長羅納德．雷根簽署了美國有史來影響最深遠的墮胎自由化法案。不過在過去九屆總統大選都投給民主黨候選人的北卡羅來納州也通過相同的法案。一九六八年，一個總統工作小組尋求撤銷墮胎法。州政府與議會都由共和黨掌控的紐約州在一九七○年將墮胎合法化，兩年後議員投票決議撤銷該法案，遭到共和黨州長尼爾遜．洛克斐勒（Nelson Rockefeller）否決。此外，有多個新近取消種族隔離政策的南方州都通過在若干情況下允許墮胎的新法，它們都是屬於保守的民主黨陣營。在一九六○年代，從阿拉巴馬到維吉尼亞的南方海岸州都有某種形式的墮胎法，始作俑者是密西西比州立法允許被強暴者有權墮胎。到了羅訴韋德案的時期，在美國至少有某種墮胎權的各州中，有一半都是在梅森—迪克森線（Mason-DixonLine）的南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