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訴韋德案與另一個關聯緊密的訴訟案（同一天宣判的多伊訴鮑頓案〔Doe v. Bolton〕）的重點都是在於懷胎九月的任何階段都有無限制的墮胎權。幾十年來（直到一九九○年代群起抗議所謂的部分生產墮胎）美國和其他主要的工業國家一樣，都沒有墮胎法，只有羅訴韋德案判決下鬆散的授權。不論墮胎權的歷史風向會吹往何方，大部分的美國民眾都反對全面解除墮胎的管制。我們之所以能這麼說，因為調查顯示在懷孕頭幾個月的墮胎問題上，美國民眾正反意見各占一半。根據蓋洛普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在羅訴韋德案宣判前所做最後一次民調，有百分之四十六的受訪民眾表示同意立法允許在懷孕頭三個月期間墮胎，有百分之四十五表示反對。
在羅訴韋德案宣判後所做的調查則顯示，美國民眾理解墮胎並不好，但是欠缺一套道德框架來讓他們能夠足夠理性並信心十足地思考墮胎的問題。他們關心母親健康可能面臨的危險（在此一考量下，支持與反對墮胎的比率是百分之九十一對百分之八）、強暴（在此一考量下，支持與反對墮胎比率是百分之八十一對百分之十），以及先天缺陷（在此一考量下，支持與反對墮胎比率是百分之八十二對百分之十五）。由此顯示，他們接受墮胎是因為要避免「風險」。但是他們也了解接受墮胎會輕易破壞求愛原則、男女之間的權力平衡，以及所謂的人情世故。他們在如何處理此事上意見紛歧。如果有一名已婚婦女不想再有孩子卻懷孕了，怎麼辦？只能說是運氣不好，在此一議題上，人們並不支持墮胎（反對墮胎是百分之五十一對上支持墮胎的百分之四十六）。如果一名未婚女性和男友上床，結果中獎了，該怎麼辦？也許能說她的運氣不好。在此一議題上，反對墮胎的有百分之四十九，支持的為百分之四十七。
期待傳統的性倫理能在墮胎的概念興起與遭到汙名化後依然存在，完全只是空想。墮胎為道德帶來改變，因為它已壓迫到某些基本的人類學條件。就歷史的觀點來看，女性紅杏出牆違反道德的嚴重性要超越男性出軌，這並非因為任何非理性的性別歧視，而是在於生存的理性本能。當男人迷失自我，自甘墮落，他的風險是把孩子交給別人的家庭撫養。當婦女誤入歧途，她冒的風險是在心中種下移情別戀的種籽。這種迷失正是許多痛苦與謀殺的來源，也是歐洲傳統小說的最佳題材。但是在避孕技術精進下，這類問題已經明顯減少，墮胎更是徹底解決問題。通姦行為從此永遠都不必再考慮後代的問題。約束性行為的韁繩，尤其是針對女性性行為的，已被切斷了。
由此也意謂形成一個新型態的社會，一個會不斷要求擴大性自由的社會。在美國民眾開始接受傅瑞丹與其追隨者所推動的女性主義（自家務勞動與孤單解放、職場上的平等待遇，以及在其他地方的同等尊重）的時候，女性主義則逐漸顯現在未來半個世紀會進一步發展的跡象（性別研究、酷兒理論，以及對所有關於性的法則提出質疑）。在羅訴韋德案的啟示下，《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雜誌在社論中寫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