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當孩子碰上幫派糾紛時，曾待過幫派的成瑋盛等人也有能力去用他們的語言溝通、讓事情和平落幕，「你打斷他的腿也還不出錢啊，不如讓他好好工作還錢，商量一下！」成瑋盛說，過去的他絕對有能力帶一票孩子一起犯罪，但這就是改變的力量，一個人可以帶20個孩子一起變壞、也可以影響20個孩子一起變好，逆風劇團在熟知青少年想要什麼的基礎下，步步前行。
許多民間團體在社區努力、補足了學校教育未必能顧及的地方，而位於花蓮之「豐田五味屋」的兒少社工吳明鴻，便總結家庭、學校、社區團體三方共構的教育。儘管學校無法完全代表「教育」，也有學者在談「去學校化」的社會，且現在越來越多的孩子也接受了實驗教育或在家自學，但學校確實在教育系統仍有很重要的位子；至於家庭狀況，事實上許多家長已經非常努力，卻不被理解、受到許多污名如「只會生不會養」等──這時，社區團體就有聯繫起教育的功能，但確實也面臨不少挑戰。
吳明鴻舉例，社區團體一般較可以體恤家長的困境，而對學校教育採取比較批判的立場、這是因為NGO對於教育不平等和社會正義較為敏感。但這種姿態會帶來困境，因為孩子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學校受教育，社區團體如果不能尋求與學校的合作，則其兒少工作的推動一定面臨侷限；至於家庭，雖然社區團體常能以對受苦者的深度理解，進行人道主義式的長期陪伴，但社工們仍必須持續思考自己的工作有無帶來改變、怎樣可以更好、家長能否做到，若非如此，則「社工」這個角色本身就失去其存在的理由了。
在陪伴個案上，吳明鴻說社區團體是當然的「局內人」，是陪伴孩子與家庭找路的同行者與聆聽者。社區兒少組織工作者不會思考什麼「教育讓人階級翻身」的問題，他每日面臨「如何伴行」的挑戰，例如當今天有一個孩子氣沖沖地來到社區服務據點，弄清楚他這個憤怒的前因後果，怎麼疏導，以及後續與家庭或學校老師做必要的「編織」。意即，社區的社工也必須是協作者、尋求各種合作的可能，最重要的是「在孩子有力量的地方與他相遇」，例如去發現、抓住一些青少年能突飛猛進的關鍵時刻，並不是孩子拉不起來，而是工作者需要認出那時刻，抓緊這個機會做必要的工作。
「孩子依然要在學校裡，而我們要在後備的地方思考、檢視，我們為什麼在這裡接到這些孩子。」社工李柏祥最後如此補充。
從各社區團體所見可知，教育確實有可能改變任何人的一生，但教育也可能難以顧及所有人、難以單靠「努力」改變人生，當社區長出力量陪伴孩子與家庭一起尋找自己想做的事、一起想辦法，那或許就是讓生命好好走下去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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