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身監禁跟死刑哪個可怕?37名台灣現存死囚訪談揭實情:活著就是被虐待…

廢死聯盟)對現存38名定讞死刑犯執行深度訪談計畫,意在釐清死刑犯真實的監所處遇、生活狀況、蒐集其生命經驗呈現死刑犯多元面貌、補充台灣本土「待死現象」的描述。示意圖,圖中受刑人非文中死刑犯。(資料照,侯柏青攝)

「看爸爸這樣子越來越慢慢老邁,有時候自己很過意不去,照理講我們現在(這年紀)要養家人,變成我們拖著家人……」「他可能自己也覺得,怎麼買個衛生紙也要跟人家拜託、覺得自己很low,反正那種壓力都可以想像,久而久之會受不了……」

被判死刑、一直關在牢裡,這真的是所謂「爽吃免錢牢飯」嗎?2021年底開始,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廢死聯盟)對現存38名定讞死刑犯執行深度訪談計畫,意在釐清死刑犯真實的監所處遇、生活狀況、蒐集其生命經驗呈現死刑犯多元面貌、補充台灣本土「待死現象」的描述,而細看訪談內容,死刑犯們道出了多數台灣民眾未能了解的、「活著等於被虐待」的真實牢獄生活。

本研究於9月「尊嚴‧正義‧生命權」國際研討會發佈期中報告,現存台灣死刑犯於監所中,洗澡混用易感染的地下水、吃飯有鐵刷、空間悶濕易生皮膚病,最為痛苦的是毫無尊嚴──看著父母一天天老去、還要靠父母供應生活費,自己幾乎沒有合理的勞動賺錢管道,連買衛生紙都要家人接濟,遑論用自己的力量來賠償被害人家屬。

「尊嚴.正義.生命權」國際研討會。(取自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TAEDP臉書粉專)
「尊嚴.正義.生命權」國際研討會。(取自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TAEDP臉書粉專)

「不知道再關下去、活著有什麼意義,其實在這邊被關是被虐待,我覺得是被虐待……」一名死囚如此說。在一個死刑犯生命走到盡頭前,是否有機會讓他們好好贖罪?這份訪談計畫尚無結論,卻也為監所改革提出了多元面貌。

死刑犯共通弱勢背景 殘破的童年與青春

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報告,早期台灣死刑犯研究有1990年代行政院進行的、400多位已被執行死刑犯的卷宗,本次「死刑定讞和無期徒刑收容人訪談計畫」則非受政府委託研究計畫、經費自籌,經行政院人權推動保障小組、法務部與矯正署協助、台大倫理審查通過後才開始於2022年底執行。

死刑犯部份共訪談37位死刑犯(現行定讞者為38名,其中1位身心狀況不適合受訪),每次時間長度為1至2小時,全程匿名並承諾保密、將銷毀訪談錄音,但其實也有多位「同學」希望不要銷毀訪談錄音與資料,因為,這可能是他們留在這世界上最後的聲音了。

20201010-台灣廢死聯盟舉辦「瘋癲、審判與懲罰:2020台灣死刑判決」研討會,圖為該會執行長林欣怡。(蔡親傑攝)
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資料照,蔡親傑攝)

死刑犯究竟都是怎樣的人?據期中報告,近3成為60歲以上年長者、年紀最大者71歲,超過半數是第一次入監就死刑,犯案時平均年紀為30.7歲、最年輕為19歲犯案,關押時間則為9至35年不等。學歷部份,7成以上(73%)沒有高中學歷、多數只有國中學歷或高中肄業,僅1位大學畢業者。

至於家庭狀況,半數以上為單身,但也有54.1%死刑犯有子女、犯案當下子女都是未成年,顯見當初審判時「兒童最佳利益」沒有被考量進去。

至於死刑犯的生命背景,幾乎都有弱勢狀況。例如原生家庭,可能父母離異、重組家庭、一方早逝、隔代教養或親屬教養等,訪談便有以下證言:「我爸原本是我家的支柱,我爸突然倒下去、家中亂成一團,可是沒有人去理會到,還有一個在讀書的,他們完全忽視掉我……」「有時候會覺得說,爸爸不是我的爸爸、媽媽不是我的媽媽,不完整的家庭,有時候爸爸的愛會被人分走啊……」

幼時照護者疏忽、體罰與家暴對待也常見,導致許多死刑犯年輕時寧願早早出社會工作也不想繼續求學,例如:「只要爸爸喝酒,我就會被揍」、「我媽就把氣發在我身上,就被毒打、然後眼睛差一點爆掉,那時候整個眼睛都矇起來」、「因為我們對英文比較沒辦法,那老師就拿鐵尺、用鐵尺打你……對啊我受不了了,我就不讀了,後來就沒有去學校了……」

有死刑犯回憶,國中一下課就去玻璃店報到、第一份打工是切割玻璃的,雖然做得還不錯,但每天從下午4點半做到晚上10點半。這些死刑犯做過的工作很多元,包括餐飲、生意、軍人、開車、徵信社、收帳、工程、賭場等,但就算曾經有穩定工作,滿多個案在案發前處於工作不穩定狀況。

年少時待過少年觀護所、感訓隊的個案有有之,但這些單位顯然沒有教化效果,反而讓他們學會更多暴力文化:「是一個很黑暗的地方,我的少年時期整個人格就完全歪掉,對我這一生影響最大」、「從觀護所開始就是一個,那時候也是常被人家打,被主管打、被同房的打,那時候我才11歲……」

至於最後悔的生命經驗,自然是犯罪。很多死刑犯都相當後悔,為什麼在那3分鐘、5分鐘之間,怎麼沒能克制住自己的犯罪?

用地下污水洗澡、吃飯咬到鐵刷噴血 真實「免錢牢飯」揭露

當然,再怎麼後悔都無法改變已犯罪的事實,這些個案開始面對前述9–35年不等的漫長死囚生活。人人以為死刑犯被關著是「爽吃免錢牢飯」,但據台大社工系副教授Ciwang Teyra報告,當然不怎麼爽──有死刑犯表示菜色「連豬看到都快要哭了」,多數死刑犯會自己去弄麵包、買泡麵、去要別人的會客菜,還會吃到鐵刷、免洗筷包裝袋、長長的鐵絲等,曾有死刑犯吃下去咬到上顎才發現、拔出來就滿口是血;飲食客製化更不用想,慢性病患者、素食者、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是吃一樣的東西。

水源部份更是一大折磨。Ciwang指出,監所一定會有水、不會沒有水,但有無乾淨的水源是個問題,在監所地下水與自來水混雜是常態,導致多數受刑人有過敏與皮膚病問題。

花蓮自強外役監獄。(侯柏青攝)
監獄的膳食品質可慮。示意圖。圖為花蓮自強外役監獄。(資料照,侯柏青攝)

死刑犯證言:「我們有兩種水,一種是自來水、一種是地下水,自來水的部份有控制會鎖時間,地下水平常一定都有……我們洗澡有時會是一半冷水,熱水加冷水會去洗到地下水,皮膚比較不好或是有傷口的,都很容易感染……」也有死刑犯表示,喝監所的水都會嚴重腹瀉,不得不自費購買礦泉水來喝。

居住空間也是狹小又悶熱潮濕,有死刑犯說濕疹是廣泛性的、現在舍房140多個四刑犯裡將近70個都有濕疹,不到2坪的牢房裡濕度很高,但又不得不存水、洗澡洗碗都要水,濕氣始終降不下去。

噪音當然也難以禁絕,如果不幸住違規房旁邊,有時候違規的受刑人會半夜大吼大叫、一吵數周,完全不用睡。Ciwang提醒:「提這這些點只是希望大家將心比心,像我們睡覺碰到吵鬧,會不會也需要戴耳塞?」

在這樣的環境下若是生病了,基本上也很難戒護外醫,有死刑犯就說,一般受刑人可能隔天就可以外醫,自己卻往往要等半個月、一個月,等到可以外醫的時候病也差不多好了,Ciwang則說:「等待就醫的過程有些人身體可能慢慢恢復,但也有『同學』越等下去狀況越惡劣……」

除了吃飯以外,監所什麼東西都要自己花錢,從內衣內褲、衛生紙、沐浴用品、無法適應監所食物時必須自費購買的泡麵零食等,每月花費大概2000–3000元不等,但跟一般受刑人不同的是,死刑犯無法下工場、只能在狹小牢房裡摺蓮花,收入微薄。

「你做得要死要活沒多少錢、還不太能用,以前有做過一段時間摺紙蓮花,那段時間起床以後就一直用這個,整天時間就這樣過……」一名死刑犯說。Ciwang表示,摺蓮花收入大約每月1000元,死刑犯並不是不想工作,而是收入實在太少、無法支應生活所需,還必須跪著做,更壓縮牢房生活空間。也因此,工作、活著有尊嚴,成了死刑犯難以實現的悲願──

「如果今天真的要關到死才出去,那你是不是讓我們有活著尊嚴?在裡面關,我們自己賺錢,該有我們的生活費扣起來,其他就給國家、看你們去賠償被害人還是怎樣,活著也比較有一點尊嚴……」

「像我們關了20幾年了,說真的後面的日子不知道哪一天要結束,對家裡也是一個負擔,等於我們這邊有壓力、親人也有壓力,如果今天有辦法自己賺錢照顧自己,那個更好、不要去連累家人更好……現在我們是沒有家人的支持真的不能活,生活都不能過了、也沒辦法自己賺生活費……

活著就是被虐待 台灣「待死現象」

最大的折磨,或許還是死刑犯的「待死現象」。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政策中心主任黃嵩立指出:「當很多人說你該死、死不足惜,國家還透過一個法院判決說你就是該死、也準備把你殺死,從被關押的那一刻起,生命就無法有任何進展,只能過一天算一天……」

有些民眾常嗆「廢死聯盟自己把死刑犯帶回家養」,黃嵩立從訪談結果指出,事實上死刑犯一點也不想給任何人養、也不願花費納稅人的錢,他們都想自立生活、想工作、希望多的錢還可以用來賠償被害人家屬、希望自己對社會是有貢獻的,問題就是,現今監所體系剝奪死刑犯做這些事的機會──

「看爸爸這樣子、越來越慢慢老邁,有時候自己很過意不去,因為照理講我們現在(這年紀)要養家人,卻變成我們拖著家人……這10多年來如果早點走的話,錢給他留著不是更好嗎?以後退休還是怎麼樣,做工的(爸爸)又沒有退休金……」

「我們也不是說要吃多好還是要過多少,只是說賺一點生活費、一個月差不多20000–3000就夠了,其他的就給國家嘛、給被害者嘛,就是我們以我勞力來贖罪啊……我們以勞力賺錢來彌補社會,不要社會觀感對我們說『死刑犯還給國家養』……

「我們的制度不會讓我們去證明自己的價值,就是說,哪怕今天要我上戰場也可以啊、要我去顧核廢料也可以,我們不要成為一個沒有用的人嘛……不是說好像就單純只是活著、就三餐這樣子吃飽睡睡飽吃、繼續在這地方到老死……」「就算說我今天要吃國家一口飯,我也要吃得理所當然、不是好像在餵狗一樣,我覺得這是一個人最起碼的尊嚴啊。」

問起如何看待「同學」被執行槍決一事,幾位死刑犯都表示震驚,但日子久了就麻痺了、反而很羨慕可以解脫,甚至有死刑犯說很期待每個星期五晚上(慣例執行槍決的時間會不會突然被開門),也有死刑犯寫信給過往法務部長羅瑩雪、表示希望自己被執行,但「她都不理我」。等死、而且還不確定哪天會死,無疑是最大的折磨──

「確定反而比較鎮定,不確定心裡自然就覺得怪怪的……」「不知道再關下去有活著有什麼意義,其實在這邊被關是被虐待,我覺得是被虐待……」

「你終身監禁比直接執行還要痛苦,那個精神折磨啦,終身監禁跟或是直接打掉,我會選擇直接打掉……」「我們如果死了,還不會讓家裡的人在那邊煩惱、不會每天在那邊會客,我實在不想要讓孩子來會客……在這邊真的是被人家糟蹋得很實在,想要死啊,但沒有那個希望……」「(被執行的話)我心裡只有感謝,最起碼我不會讓我媽去面對這個事情,我還可以講一些笑話讓她笑……」

許多死刑犯並不會因為自己被判死刑就反對死刑、依然堅信殺人償命天經地義,但也有幾位死刑犯提到,不希望成為國家的「籌碼」──他們深知,進入監獄以後人生就無法自主,即便會被槍決,也往往是因為各種政治理由、不會是因為他們犯下的錯,「反而是因為要消弭外面的一些聲音,所謂那個悲哀就像工具一樣,而不是把你當成一條生命……」「如果要成為『籌碼』而死,我會覺得很可悲。」

也有幾位死刑犯堅持要公正審判、他們在牢獄歲月見過很多人是被冤枉的,此外,即便是「罪證確鑿」,也有死刑犯希望法官可以多考量其他加害人背景:

「政府要去評估,這個人是不是成年以後一直在犯案,啊有的不是,有的一次而已、你就把他判死,完全沒給人家機會……我是覺得這評估很重要,如果這個人出去沒多久又關回來、一條比一條重,這種人就判無期嘛。」

印度死刑犯處遇 與台灣驚人雷同

對於以上台灣死刑犯現況研究報告,印度「39A計畫」心理健康與刑事司法主任Maitreyi Misra表示,其實在印度的許多發現也與台灣死刑犯經驗非常相似。

死刑犯弱勢背景方面,Maitreyi指出,在英國NGO「死刑專案」印度報告裡訪談337位死刑犯,其中有74.1%經濟弱勢,沒有土地與房子、領日薪過活,63.1%是家中唯一收入來源、家人因為他們被判死刑而更貧窮,61.6%沒受過中等以上教育,此外還有印度獨有的「種姓制度問題」,34.6%死刑犯來自低種姓階級、20.7%是宗教少數,來自被岐視的背景。

台北市文山區回收個體戶。(新新聞資料照)
英國NGO「死刑專案」印度報告裡訪談337位死刑犯,其中有74.1%經濟弱勢。示意圖。(新新聞資料照)

此外,73%的死刑犯有3項以上童年受虐經驗,包括嚴重虐待、疏忽、出身高風險家庭,許多人在生命早期就會有行為問題,情緒激動、有攻擊性,可能早早就飲酒抽菸用藥──會這樣並不是因為他們本來就墮落,而是因為他們很早就被迫開始工作、進入成年人的世界,因此複製了成年人的行為。

「我爸打我媽以後、媽媽手斷了,我們決定去死,去買一些藥、把藥吃下去,這是發生在我8歲的事……最後我們所有人都活下來了,媽媽跟3個小孩都沒有死……」──印度死刑犯訪談內容

被關入牢獄後,這些死刑犯的狀況是,無法24小時看到燈光、無法與其他室友談話、無法工作、也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被執行,家人經濟狀況也往往無法常去與他們會面,最後只能在牢房裡慢慢腐朽──在監獄環境下,有些死刑犯出現關節退化、身體各種疾病,也發現有些死刑犯出現重鬱症狀況,

「我以前喜歡畫畫,但現在開始失去想畫畫的念頭……本來我在獄中可以撐下去是因為畫畫,不想畫以後就開始考慮自殺,想去廚房把油燒熱、澆在自己身上……」──印度死刑犯訪談內容

跟台灣不一樣的是,Maitreyi指出,11%印度死刑犯有智能障礙、他們其實是不該被判死刑的人,但共通結論是:「他們受到最糟待遇,但他們未必是最糟糕的人、有時候是貧窮弱勢的群體,死刑犯可能是司法不公的受害人,如果要妖魔化他們,也是妖魔化我們自己。」

英國NGO「死刑專案」執行長、律師Saul Lehrfreund表示,做這些研究主要是希望可以了解死刑犯身為「人」的生活──去了解死刑犯的背景、監獄實況,對整個司法制度改革來說非常重要,雖然有些民眾可能真心希望看到這些死刑犯被虐待,但如果民眾對死刑、對監獄狀況更了解,大部份民眾會更不願意支持死刑制度。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政策中心主任黃嵩立也在報告提問時間指出,「死刑替代方案」確實是必須討論如何對殺人者施加懲罰、不要再犯罪,但問題是:「我不覺得有任何替代方案應該是『報復心理』、對被判刑的人施加『虐待』的心態……我不覺得台灣是資源少到連給死刑犯一張桌子都沒有的國家,這牽涉到『我們』對『他們』的態度,不只是資源分配問題。」

Maitreyi最後指出,監獄往往是一個國家最缺乏資源的地方、全世界皆如此,最好的作法當然是不要有任何人因犯罪而被死刑定讞、減少監獄人口──但這要多久才能實現呢?台灣廢死聯盟的「死刑定讞和無期徒刑收容人訪談計畫」或許是一塊敲門磚,無論死刑制度該怎麼走,至少這訪談先讓人們了解台灣死刑犯現況,有基本的理解,才有機會去談「社會安全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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