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可能性低』的原因，可能是他家境不好、經濟能力差、在社會上沒有資源──我們能因此給他判重刑嗎？中華民國司法還真的有這可能，律師只能無奈、學長只能無奈……」
「你找到真相、找到動機，就不會有下一個受害者了！」2019年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以一起隨機殺人案為序幕，被害人父親渴求探尋孩子死去的真相、避免下一起悲劇發生，但很遺憾地，全劇始終缺了凶手的所思所想──這塊缺失的拼圖或許是編劇有意為之、反映真實，畢竟，真實的台灣司法有時候就會卡在「10萬元」關卡、難以探尋真相。
這筆10萬元的花費，是用於2018年開啟的「量刑鑑定」，意在探尋被告是個怎樣的人、過去有著怎樣的生活、為什麼會走到今天這一步。人人都知道做了可以更了解一起殺人案件、或許也會如《我們與惡的距離》被害人家屬期盼之「不要再有下一個受害者」，實務上卻有層層困難。
今（2023）年3月3日，首件國民法官案在台中進行準備程序時，檢察官即以「違反重覆評價禁止原則」主張殺人被告不必進行量刑鑑定、有精神鑑定即可，引起法界嘩然。為何檢察官要反對？廢死聯盟3月底「量刑鑑定、精神鑑定，傻傻分不清？－從首件國民法官案開庭談起」講座，即道出了實務上要探尋「真相」之難。
法官不能只寫「罪無可赦」就交作業 台灣司法演進史
「追求真相」、「替逝去的人發聲」等語總在老派律政劇裡熱血上演，但事實上，2009年聯合國《兩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正式內國法化前，攤開殺人案件判決書，人們能得知的「真相」真的有限。
過往判決，人們往往無從得知凶手是個怎樣的人，只能得知犯案當下的事證調查、殺人手法、死者慘狀、如何證明其殺人等，剩下的評語就是個個「天理難容」、「求其生不可得」、「應與世隔絕」，每個殺人犯都沒什麼不一樣、也不必知道其性格養成，單純是個行走的天災、碰到就自認倒楣。
隨著時代變遷，近年死刑判決已不如過往扁平單一、對被告的調查更多了，看過無數死刑案件之廢死聯盟法務主任林慈偉點出兩個重要元素，即中華民國《刑法》本來就有的第19條、57條。 （相關報導： 台灣司法怎麼了？「路過」變成殺人犯 他揭法庭最失控瞬間：兩眼開開，準備投胎 ｜ 更多文章 ）
19、57，看似兩個神秘數字，在探討的或許就兩件事：被告當下是否受精神疾病影響、失去或減少控制能力？被告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事？
《刑法》第19條1.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2. 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3. 前二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
《刑法》第57條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一、犯罪之動機、目的；二、犯罪時所受之刺激；三、犯罪之手段；四、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犯罪行為人之品行；六、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七、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犯罪後之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