攸關國家未來前途以及數十萬人民權益的年金改革議題，經過數年來的持續延燒，不僅從法律問題變成立場針鋒相對的政治議題，甚至成為人民走上街頭抗爭的社會運動。就法律層面而言，立法院已於6月20日挑燈夜戰，三讀通過「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修正草案，加上去年已完成修法的「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及「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以下合稱「年改相關法律」），軍公教的年金改革不僅均已完成，並於今年7月1日起正式上路。
主張年金改革違憲而權益受損害的當事人，大多均已在法定期間內，循相關程序請求司法救濟。但是，幾乎所有當事人都知道，除了少數計算錯誤的例外情形外，年金改革的根本問題，乃是源自於年改相關法律的規定，而在我國對於法律乃是採取「集中式違憲審查」的模式下，最終所要說服的對象，未必如一般案件乃是負責審理個案的法官，而是依憲法所賦予的權力，可宣告法律違憲的司法院大法官。
其實，早在釋字717號解釋，大法官就已經處理過公務人員及學校教職員，其公保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不得超過依最後在職同等級人員現職待遇計算」的退休所得上限之一定百分比，是否違反比例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的問題。當然，本次所涉及的年改相關法律，遠比釋字717號解釋所處理的規定更為廣泛，對於人民權利及國家財政資源所造成的正、反面衝擊，也遠非釋字717號解釋所處理的規定可比擬。而且，無論是法官在審理案件時所適用之法律，或是當事人可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就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聲請釋憲之標的，也都和釋字717號解釋無關，因為在釋字717號解釋作成當時，年改相關法律根本並不存在，所以要大法官在程序上拒絕受理相關釋憲案，恐怕會有一定的困難度。
然而，即使釋憲案被認定符合程序要件而被受理，但值得密切觀察的重點，也極可能是大法官據以判斷年改相關法律是否合憲的關鍵因素，恐怕並不是抽象的憲法原則或學理論述，而是大法官對於所涉及的相關憲法原則，究竟選擇採取何種審查基準（審查密度），以及決定審查基準後，與此密不可分的立法事實判斷問題。
以比例原則為例，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1958年著名的「藥房判決」中，將職業自由分為：（一）職業選擇自由；及（二）職業執行自由，並認為立法者對於兩者可限制的程度是不同的。法院認為，職業選擇應該是一種自主權，一種自由意志決定的行為，應使其盡量不受國家公權力之侵害。但如果是職業執行自由，因為個人已透過職業選擇自由的行使而加入社會，而在職業執行過程中，可能會影響他人權益或社會整體利益，所以針對職業執行自由，國家可以適當加以規範。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亡羊補牢，猶未晚也！年改釋憲，考試院該挺身而出了！ ｜ 更多文章 ）
年改相關法律日後聲請釋憲時，可以想見必然會涉及憲法上的比例原則，大法官在進行比例原則審查時，究竟採取寬鬆或嚴格的審查基準，即為重要關鍵。如果採取寬鬆的審查基準，那麼只要立法者對於事實的判斷與預測，沒有公然、明顯的錯誤，或不構成明顯的恣意，司法即應予以尊重；如果採取中度審查標準，則會進一步審查立法者的事實判斷是否合乎事理、說得過去，因而可以支持；如果採取最嚴格的審查標準，司法者對立法者判斷就必須作具體詳盡的深入分析，只要無法確信立法者的判斷是正確的，就只能宣告系爭手段不符合比例原則之要求。至於從嚴或從寬，則必須考量許多因素，例如法律所涉的事務，根據功能最適觀點，由司法或政治部門決定，較能達到儘可能「正確」之境地，以及所涉的基本權種類、對於基本權干預的強度，還有憲法本身揭示的價值秩序（參見釋字578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