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去世的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先生生前為新加坡的立國、發展和繁榮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他的政治影響力則遠遠超出新加坡有限的城邦範圍，對東亞地區乃至世界各國的發展道路、外交政策和執政理念產生或大或小的作用。
作為一位受爭議的政治人物，李光耀以他的鐵腕治國、周旋於大國之間的現實外交以及犀利、務實地看待人性和世界的獨特視角聞名於世。
李光耀執政的冷戰時代，是亞洲各國政治強人輩出和非常活躍的年代。而在他離去的當下，新一輩的政治強人正崛起於亞洲各國的政治舞台，這當中包括2012年執掌大權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李光耀與習近平有過多次會面，李曾在2007年高度評價習，認為「他應該屬於納爾遜·曼德拉級別的人物。」在當時，習近平能否在激烈的黨內競爭中順利接班、順利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尚存很大變數，更很難去想像他日後在世界舞台上的影響力。
然而，結合今天習主導的大規模反腐、改革和「一帶一路」的大手筆外交，可以發現李對習的預見並非虛言，至少李光耀在習剛處於接班位置時就看到了習的強人特質，而這一點是當時政治觀察家們所普遍忽視的。
當時國際觀察人士大多認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權威在改革開放時代一代比一代衰減，習近平也會沿襲這一規律，擁有比他的前任更加有限的權力，各種改革措施也會因為利益集團的阻礙而繼續陷入停滯。
李光耀之所以具有一般分析人士所不具備的觀察中共領導人的獨特視角，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他自己亦是政治強人。比較今天的習近平與當年李光耀的執政風格，可以看到有不少相似之處。
鐵腕治國
從執政理念來看，李光耀和習近平都相信個人權威樹立的重要性和鐵腕治國的方針。新加坡60年代建國前後，政局很不穩定，各種政治勢力錯綜複雜，李光耀一度只能以一票的微弱優勢當選。
然而，李光耀一旦掌握了國家的最高權力，他立刻展現出令人生畏的領導作風，這不僅體現在對各路反對派的態度上，而且也反映在堅決推行各種在當時頗受爭議的政策上。李光耀早年曾積極參與工會活動，但後來為了發展經濟，吸引外資，一度限制工人在工資方面的談判能力。
新加坡的刑罰不僅保留了鞭刑和死刑，而且當局還對乘客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飲食甚至口香糖的售賣加以嚴格限制。在反腐敗領域，李光耀一開始就體現出強悍的零容忍態度，不僅設立了直接向總理匯報的貪污調查局，而且對自己執政團隊內部的腐敗分子毫不手軟，堅決一查到底。
對比習近平的執政風格，也可以用「嚴」這麼一個字來形容。習近平提出的「全面從嚴治黨」已經成為今天中國的政治「新常態」。在「老虎蒼蠅一起打」的高壓態勢下，習近平掀起了改革開放以來聲勢最大的反腐浪潮，自18大以來已有約百餘名部級以上高官落馬，其中包括多名國家級領導人，這種情況在習掌權之前的很長時間裏是不可以想像的。
在大力反腐的同時，習近平利用建立起來的黨內權威，堅決推進各項長期議而不決的改革措施，這些政策大多體現在18屆三中和四中全會的文件中。如果沒有強人政治，很難想像許多政策能夠衝破利益集團的阻撓，在短時間內得以實施。習近平如今被視為鄧小平以後最強勢的中共領袖。一些利益集團的代言人目前已經深陷囹圄，很難再發出聲音。
李光耀的「法治」和習近平的「依法治國」
李光耀一直強調「法治」（rule of law）,即執政黨和官員需要在法律框架下依法行使權力，任何人和組織不可凌駕於法律之上。他的這套「法治」理念被認為是造就新加坡廉潔、高效政府的重要制度性基石。
而習近平在中共18屆四中全會上，把「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也放到了空前的高度。雖然依法治國的口號中共已提出很長時間，但由於沒有厘清黨和法的關係，這一理念在實踐中很難具體落實。
對比李光耀的「法治」，可以看到新加坡的法律體系和政治體制均來源於英國殖民地時期留下的整套司法和政治框架，雖然一度打上強人政治的烙印，但法律與政黨的關係仍受到憲法框架下的議會選舉體制的規範。
執政黨的執政合法性來源於贏得議會大選，即便是執政黨領袖也需要在憲法和其他法律規定的範圍內行使權力。從這一角度來看，中共目前提出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新加坡的「法治」在法理基礎上仍有很大不同，中國能否像新加坡這樣通過嚴格的依法執政來實現「良治」還有待觀察。
（責編：董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