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難道用獵巫當作對一個逝去年輕生命的悼念嗎？

120草原，是由莊奕凡及野青眾向台北市都市再生計畫申請，並由邀請信召集許多參與者而形成的藝術聚落。這個聚落的主導者是野青眾，他們是自2016年起，經過許多活動發起、辦理、收尾而聚集起來的一群人。嚴格來說，這群人並不是一個組織，也非一個社團，更接近的說法，可能可以用「藝術社群中的一群人」來指稱。莊奕凡，則是野青眾中，發起120草原計畫的主揪。在獲得都更處的計畫核可後，野青眾得到120草原數月的使用權，他們期待透過公眾參與，重新定義公共空間可以有什麼樣的可能。因此，他們以「我們可以在公共空間展現自我，自由創作，與彼此產生連結。」作為理念，廣邀社會大眾，共同來「自治」120草原。

為了達成「我們可以在公共空間展現自我，自由創作，與彼此產生連結。」主揪莊奕凡嘗試以非正式架構（一種不具有頭銜、運行規則與上下權力義務關係的群體）組織運作這個空間。以某種程度來說，這樣的運作確實是成功的。草原上的許多活動隨性也開放，辦理門檻低（一塊招牌寫上字，活動就可以開始了），多元性高（免費廢物商店、百元藝術教室、刺青交換、個人圖書館、電音趴、親子共學、運動會）。我們參與在草原的時間，曾經參加「草大運──大人的草地運動會」。

雖然活動頁面上的表定開始時間為下午兩點，但是當人到達現場時，既沒有見到活動告示、也不知道哪些人是主辦方，當下不見任何運動會要開始的跡象，只見草原上有零星的兩三個人在走動，或是在主帳篷外的沙發區坐著。這是因為草原活動總是沒那麼正式、拘謹，因而也相對的留給參與者自主的互動空間，例如在等待草大運開始之際，有人主動上前攀談，有些是已經在草原上駐紮已久的草民，有些則是初入草原的參與者。在這樣的情境中，朋友的朋友也容易在此時被帶入、或主動進入談話，人際連帶來草原的朋友或夥伴，就在這種模式下發展或擴張。

非正式架構組織雖然透過活動形式、空間裝置與活動在草原上形成了一種邀請的氛圍。但實際上，這群行動者所營造的活動現場是隨興、放鬆、甚至夾帶些許瘋癲，人人都不在乎別人眼光，呈現一種恣意而為的自在態度；相形之下，第一次來草原參與活動的人，則意外的成為「局外人」，並沒有辦法立即融入，偶爾略顯尷尬，並且明顯感受到自身是相對於草民的他者。這種看不見，摸不著的組織，決定了草原上絕大多數的事物。例如帳篷可以設在哪裡、哪些廢物可以使用、補助款自由捐獻款如何使用、哪個活動可以用到多大的場地，以及最重要的，草原上的稀缺資源——電的使用如何分配，都由主揪帶著野青成員決定。 （相關報導： 有錢亂補助、買超跑也不把錢投資在年輕人身上！他感慨「錢花錯地方」所釀台灣悲劇 ｜ 更多文章 ）

這個組織核心，我們或許暫時使用「核心圈」一詞稱之。而核心圈的成員，又分成核心決策圈與核心執行圈。但無論是哪一圈，其成員是流動的，且流動中，離開的機制因人而異，加入的條件、方式也不一樣。由於沒有一個具體的運行機制，因此核心圈很難稱之為一個組織。只有當任務出現，例如像大型活動（例如植物派對），構想執行某個長期計畫（例如粉專宣傳）或裝置藝術（例如主舞台），才有組織的出現。管理團隊其實是在社群團體與組織的邊界上游移著，時而像是團體，時而像是組織，是個比較鬆散的狀態。

如果群眾對象都是團體圈內人，共享一套基礎的價值及行動取徑，那鬆散未必會是問題。但當群眾對象是複數個人與團體，成員來自不同的社會角落、有極大的價值觀差異，行為取徑不同，在組織比較鬆散的情況下，就會遇到問題。像是草原上的垃圾，僅管核心圈成員主動清理，但草原垃圾永遠沒有形成一套規則。

有問題就會有反彈。A是對草原活動機制反應最大的一位。A接近五月底時，認為草原發展今時今日，必須有一個較為架構化的組織，也必須有明文寫就的一套運行規範能讓其他參與者知曉，但B對於A的看法持反對意見，他認為草原並不需要這些。Ａ與Ｂ的爭執，結束在草原上的權力鬥爭。剛剛我們提到了，草原核心決策圈與工作圈的流動，是沒有特定機制。能否進入菁英團體，全靠權能者（即決策圈）的肯認。Ｂ作為草原上最主要的權能者，基於社群中的影響力，吸引了許多的朋友加入，也就是我們前面提過的，核心圈如何再生產的主要機制。而這個機制拉進了許多Ｂ的朋友進入草原，而Ｂ的朋友也支持Ｂ的意見。在兩人意見相左並無法取得共識的情況下，最後一場跨夜的劇烈爭執，以A的離開收場。

這個衝突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它證實了草原並不如它宣稱的那樣無架構，其實還是有權力運作的痕跡。權力其實不是什麼問題，有問題的，是核心圈有決定群眾在該場域中的樣貌的權力，卻不對該場域中的群眾負責。最後就會形成一種，我們稱之為暴政的權力特徵。但事情並不是就停在這，因為無架構的暴政，早在1970年代就已經是討論的核心，拿暴政來指責草原核心圈，並沒有實質的社會意義。作為草民的一份子，我們也不打算就跳過草原上的理念，直接訴諸規則、管理、國家監督等原本就是草原試圖去反省的社會框架。我們需要更深刻的批判，去界定「何謂對群眾負責」。

我們從上面的經驗，細緻的想像一下這個權力的來源與發生，就會發現，莊奕凡與野青眾能夠決定草原這個場域樣貌的權力，來自於理念。無論是用理念生產計畫，獲得都更處同意辦理；又或是透過理念吸引進駐的計畫；再或是透過理念吸引參加的年輕人。這基礎都是透過理念來號召，並配合其他社會條件，才有成果。就是當初Ｂ提出來的「我們可以在公共空間展現自我，自由創作，與彼此產生連結。」。有權力，就會有相等的責任義務，那來自於理念的權力，他的責任義務，我們認為是維護理念的完整性。再讓我們再次爬梳草原120自治區粉專的宣傳，其實可以發現，幾乎每一篇多多少少會使用到的概念，就是「自由」。無論是招牌的「此地無限制」或是號召駐點的自由創作，到後期的許多活動、計畫，幾乎都是主打「自由」。那問題的核心就很清楚了，理念中的自由到底是什麼？如何對自由負責？ （相關報導： 有錢亂補助、買超跑也不把錢投資在年輕人身上！他感慨「錢花錯地方」所釀台灣悲劇 ｜ 更多文章 ）

在彌爾的《論自由》中，自由的核心概念，指的是個人與群體關係之間的界線：個人只要在不涉及於他人的範圍內，就應該擁有完全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個性自由（行動自由）。但草原上並不存在固定的單數個人與單一群體，我們再進一步思考就會發現，若要維持複數的個人與複數的群體的自由，其實是確保個體的對等。讓每個人的自由是平等的，沒有誰比別人更自由。而平等的自由，即是每個人享有的自由必須相容於其他擁有這個權力的人。換成白話文，就是你的自由不能侵犯別人的自由。因此，「自由」這個草原核心理念的責任，就是必須促成「每個人享有的自由必須相容於其他擁有這個權力的人」的發生。對照草原的文句，可以翻譯成「我們可以在公共空間隱藏自我，自由不創作，以及不與彼此產生連結。」

儘管這不是必然二分的存在，但無論這兩個端點中間光譜上的哪一個點，都必然有對等的彼此存在，才是合於以自由為理念號召，進而產生的權力的責任，因此，核心圈有促成甚至管制，以產出完整自由的責任。這個責任不是一種回到舊式規則與規範的保守主義態度。我們必須知道，草原宣稱要打破的「限制」（或著說是城市生活的框架，如粉專用語「無限制」、「化外之地」、「超現實」），並不是一個外在存有實體的異物，而是心靈在社會生活中，與複數個、群體互動而生成的動態認知平衡。框架雖然某種程度壓制了個體的個性，但同時也壓制了個體去無限擴張其意志，保全了複數個性的可能，這是規則與個性之間必然存在的交織性（ambivalence）。

因此，當我們試圖透過展現自我，來重返集體部落（藝術遊牧聚落）時，草原上的權能者，應該要確保自由與安全之間的張力存在。刻意或無意的忽略，導致缺乏張力的任何一個端點，才是走回只有集體意志或只有個體解離的保守主義之路。

具體來說，我們可以讓草原有一定的書面說明，有固定協助公共事務的人群；有義務告知外人經營草原這個社群的理念，有協調分配資源的需求，有針對環境和場域規劃的眼光。技術面上，可以生出一份遊戲原則，可以組織部落的守夜人，可以舉辦祭典將規則嚴肅化等等。藉由這些用符合理念與風格的手段，創造與「自由的發生一些什麼」對等的「自由的不發生一些什麼」的環境。讓草原上的群體能有力量的，在集體亢奮與個體選擇之間；在中心與邊緣之間；在商品化與公共化之間；在私有與開放之間，流動群聚著，嘗試更前衛的，公共社會空間的可能性。

此文僅獻給受傷害而痛苦的人們。 （相關報導： 有錢亂補助、買超跑也不把錢投資在年輕人身上！他感慨「錢花錯地方」所釀台灣悲劇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台大社會系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