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煌雄專文：從「發現蔣渭水」到「守護蔣渭水」

2016年11月30日，國家圖書館與中華民國文化資產維護學會、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共同主辦「知識營養 文化力量——蔣渭水先生臨牀講義95週年紀念論壇」。台研會創辦人黃煌雄應邀前往發表「從『發現蔣渭水』到『守護蔣渭水』」專題演講，並以此作為守護蔣渭水四十年的告別演講。

一、緣起

今天，在新北市永和、中和交界地帶的四號公園內，座落一棟巍巍的建築物，這就是目前國內圖書館之中，館內使用面積最大的國立台灣圖書館，其前身叫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以下簡稱台灣分館），位在台北工專（今台北科技大學）八德路上，全世界第一本《蔣渭水傳》就在這裡完成。

當時，我三十歲出頭，研究所畢業，曾在企業界工作兩年多，後來體認到「企業並非我人生最終選項」，請辭。我不停思考人生的下一步，現在回憶起來，那時內心似有一股驅力，要我走進台灣史，特別是走進台灣近代史；冥冥之中，命運讓我與台灣史結緣，與台灣分館結緣。台灣分館也因而成為此後兩年多，我生活中兩點直線的其中一個點（另一個點為家裡）。每天早上，圖書館開門時，我就報到；每天晚上，圖書館關門時，我才離開；我幾乎成為台灣分館的圖書館館員。

二、發現

1970年代初，當我開始研究台灣近代民族運動歷史的時候，所處的客觀環境，正如我在1992年，大幅修訂初版《蔣渭水傳》的再版序言中所說：

一、在政治上，由於實行戒嚴體制，在威權政治下，國民黨一黨獨大，且視台灣近代民族運動歷史為禁忌，因此，這段歷史在當時幾乎處於空白階段。

二、在學術上，有關此期歷史的資料還相當貧乏，已出版的資料之中，由於政治的影響，不免反應出濃厚的政治色彩。

三、在實際的走訪中，由於國民黨長期的壓抑，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尚存的「先覺者」，大都年歲已高，不願多談，縱有談論，也由於時間關係，不夠明確與堅定。

此時，最具有代表性的導讀著作，應是由五位「當事人」（蔡培火、林柏壽、陳逢源、吳三連、葉榮鐘）共同署名、而由葉榮鐘實際執筆的《台灣民族運動史》一書，該書雖然論述有所不足，但即使到今天，仍可列為研究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必讀的參考書籍之一。

台灣分館的特殊性，就在它擁有日本統治期間最多的藏書。四十多年前，台灣分館便藏有《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的系列叢書，其中《台灣青年》有六卷，「編輯人蔡培火」，「婁子匡、王詩琅集輯」；《台灣》有六卷，「編輯人林呈祿、王鍾麟」，「婁子匡、王詩琅集輯」；《台灣民報》共二十一卷，「編輯人林呈祿」、「樓子匡、黃天橫輯集」；《台灣新民報》共十卷，「編輯人林煥清」、「婁子匡、王詩琅、黃天橫輯集」。這套由東方文化書局複刊的系列刊物，當時，即使大型圖書館如台大總圖，也還沒有這套藏書，民間研究者更難得有這套藏書，因此台灣分館這套藏書不但彌足珍貴，對研究者而言，更有如一個福音，為他們提供最寶貴的第一手資料。 （相關報導： 廖振富專文：從「富家公子」到「啟蒙先鋒」─蔡惠如 ｜ 更多文章 ）

我神遊在這套叢書的知識世界之中，有如置身在《台灣民報》與《台灣新民報》所呈現的歷史場域之中，流連忘返，其樂無窮，不覺疲倦，不知關門時間之將至，我很可能是當時世界上極少數最專心一意、全心全力研讀這套叢書的其中一人。

由於「這段歷史在當時幾乎處於空白階段」，因此我研讀時，關注的是「這段歷史」，而非「特定個人」，隨著研讀的資料和訪談的「先覺者」愈多、愈深入、愈廣泛，便愈覺得這段歷史實在太精采了，太值得珍惜了，但為什麼在既成教育體系下，對這段精彩的歷史，卻隻字未提或漠不關心；為什麼創造這段歷史的「先覺者」，身後卻在自己畢生奮鬥的土地上被人遺忘；為什麼我們對自己身邊的故事懂得這麼少，遇到被扭曲的時候又那麼無力……這一連串的為什麼，讓我覺悟到我們對自己的祖先所知太少，所做太少，虧欠太多，不知如何發現他們，不知如何守護他們，不知如何為他們發聲，不知如何為他們平反，更不知如何還給他們應有的歷史公道與歷史地位。事實上，還給歷史真相！還給祖先公道！也正是我以兩年多的時間，每天工作十二到十四小時，為這段歷史撰寫約四十萬字的最主要動力。

蔣渭水的發現，代表這段歷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常有人問我：我寫蔣渭水傳，是不是因為我們都是宜蘭鄉親，這個問題太矮化我寫蔣渭水傳的動機，也太矮化我將蔣渭水與台灣歷史連結的意涵。我不諱言，蔣渭水的發現，改變了我寫這段歷史的順序，本來應先寫這段歷史，如有可能，才寫個人傳記，現在倒轉了過來，我先寫成《蔣渭水傳》，再寫《兩個太陽的台灣》，其關鍵是蔣渭水個人所具有的感染力與領袖氣質。

閱讀蔣渭水的資料愈多，訪談蔣渭水的老同學、老戰友越多，一個活生生的蔣渭水身影好像會隨時陪伴著你，在你身邊，在你腦海中。你會驚訝地發現到一個充滿熱情與理想追求的「熱血青年」蔣渭水在你身邊；你也會驚訝地發現到一個不斷在還數不清「演講債」、致力醫治台灣人的「知識營養不良症」、被監獄的「鱸鰻」稱為「文化頭」的蔣渭水在你身邊；你也會驚奇地發現到一個不斷在現實與理想之間，嘔盡心血，喊出「同胞須團結，團結更有力」、為台灣前途尋找出路的「社會運動第一指導者」的蔣渭水在你身邊，最後他倒下，在空前的大眾葬儀中告別人世。當你發現這樣一個充滿令人驚訝的蔣渭水，而世界對他的認識又這麼有限，其中又包含那麼多無知與有意的扭曲，時間且跨越長達一代人以上的時間，你能不扼腕嘆息、能不思有所作為。

在無數驚訝與感嘆聲中，蔣渭水的發現，終於促成全世界第一本以第一手歷史文獻、歷史人物、歷史場域為主要元素構成的《蔣渭水傳》，在台灣分館誕生。

三、志業

1921年，經由林呈祿戰略引導，林獻堂拍板確立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下簡稱台議運動）展開以來，蔣渭水覺得「和我的主義，大有暗中相合」，認為是當時「台灣人唯一無二的活路」，不但主動與林獻堂「遙為響應」，且重燃他冷卻多年的「政治熱」。從此以後，隨著文化、社會、政治運動的推展，蔣渭水乃由一位醫病的醫生，經由四大志業的推展，變成一位醫國醫民的政治社會運動家。 （相關報導： 廖振富專文：從「富家公子」到「啟蒙先鋒」─蔡惠如 ｜ 更多文章 ）

重燃「政治熱」之後的蔣渭水，在不到一年之內，於1921年10月17日，成立以青年學生為主體（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為核心），由林獻堂任總理的臺灣文化協會。1924年，治警事件第一審公判時，蔣渭水在「五人答辯」（包括林幼春、林呈祿、陳逢源、蔣渭水、蔡培火）中，曾口述創設文協的動機：

我要感謝神明，使我生做臺灣人，因為臺灣人把握世界和平的鎖鑰……以中華民族做日本國民的臺灣人，應具有做日華親善之楔子的使命……而賦予極大使命鎖鑰的臺灣人，因為現實患著最可憐的病症，所以全沒有力量可作為，這病因是知識的營養不良，文化協會是因為要根治臺灣人的病根而設的。

1925年，在民報發行五週年的特刊號上，蔣渭水也曾筆撰創立文協的動機：

臺灣人負有做日華親善的使命，日華親善是亞細亞民族聯盟的前提，亞細亞民族聯盟是世界和平的前提，世界和平是人類的最大幸福，又是全人類的最大願望，所以……臺灣人是握著世界和平的第一關門的鍵啦……我們一旦猛省負著這樣重大的使命，就要去遂行這使命才是，……然而臺灣人現時有病了……我診斷臺灣人所患的病，是知識的營養不良症……文化運動是對這病唯一的原因療法，文化協會就是專門講究並施行原因療法的機關。

文協的目的既為「助長臺灣文化之發達」，初期的活動，自以「助長文化發達」有關的文化啟蒙為主要工作。由於蔣渭水為文協主要推動者，又為「專任理事」，成立時本部又設於台北，初期的活動，大都以蔣渭水為中心的臺北文協首先帶動，且做得最為熱烈；其後於臺南文協，也一度跟進。文協所辦的活動，較重要的有：(1)刊行會報；(2)設置讀報社；(3)舉辦各種講習會；(4)開設夏季學校；(5)推動電影與文化劇；(6)舉行文化演講會。其中影響最大的為文化演講，由於文化演講的次數及對象均較講習會為多，1925年到1926年間，依總督府統計，文協每年舉辦的文化演講竟有三百一十五次，聽眾達十一萬人次以上。也因此，文協在黃金十年的最大意義，除文化啟蒙之外，便是如《警察沿革誌》所說，文化演講開「本島農民運動與勞工運動的先河」。

在「五個年中的我」一文中，蔣渭水自述： （相關報導： 廖振富專文：從「富家公子」到「啟蒙先鋒」─蔡惠如 ｜ 更多文章 ）

「（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有台灣雜誌社的重役會議，我極力主張停刊和文的台灣雜誌，用全能力去經營民報，一定是大有後望。大家都一致贊成。後來……大家叫我做民報的褓母，來養育他成人。那時我想，這民報雖然是一個發育不良的小孩似的，那時發行量三千五百冊，若善為保護調養，也能長大成人。故此我一方面決心引受這褓母的職責，一方面也勸生母的劍如君協力同事。不出所料，果然漸漸地發育起來。到今日呢，曾幾何時，僅僅一個年之久，而發行冊數突破一萬……據大正十三年四月警務局的調查，島內三大日刊發行部如下：台灣日日新報一八九七0部；台南新聞一五0二六部；台灣新聞九九六一部。照這看來，我們的民報若照現時的步調直進去，我想免再一個年的經過，就會突破三新聞的部數以上，這豈不是很痛快的事嗎？」

文協正式分裂前，先覺者曾共同營造大同團結的歲月，這時的文協、民報，和臺議運動可謂三位一體：文協代表母體，是個園地；民報代表載體，是個喇叭手；臺議運動代表政治訴求。三位一體的推動，使台灣民氣愈趨高漲，參與聽文化演講的人愈多，參與連署簽名台議運動的人數也愈多，訂閱民報的人數自也愈多。當公益會召開「有力者大會」批判臺議運動時，代表「台灣人唯一之言論機關」的民報，在「偽造民意假公行私」的社論，直指這些「自稱為全島有力者大會的怪物」為「民賊」；而先覺者在民氣的支持下，更召開充滿「正義之聲」的「無力者大會」，將「辜氏一派」的「有力者大會」壓制下去，致使公益會在雷聲大雨點小中無疾而終。

民眾黨時期是蔣渭水最光彩的人生階段，也是蔣渭水逝世後被尊稱為「政治社會運動第一指導者」的關鍵所在。民眾黨與蔣渭水幾乎形影不離，蔣渭水既是民眾黨的主要催生者，也是民眾黨的主要指導者，當民眾黨最後形同「光榮的戰死」，不到半年，蔣渭水即齎志以歿；蔣渭水雖從沒出任民眾黨主席，卻是民眾黨名符其實的領導者。

民眾黨在三年七個月（1927年7月10日到1931年2月18日）的奮鬥過程上，創立時，從「民眾的信念已極混亂，左翼分子的惡宣傳亦甚猖獗，我們的活動一時陷入極困難的地步，真有敗新野，棄樊城，奔夏口之嘆」，經由理論與路線的確立，逐步發展成為「對內已獲得四百萬同胞的信賴與支持，對外已獲得日本、中國以及國際間的認識。」1928年，民眾黨第二次全島大會通過「對於階級問題的態度」和大會宣言，蔣渭水也先後在此期間發表「我理想中的民眾黨」、「臺灣民眾黨的指導原理與工作」、「請大家合力來建設一個堅固有力的黨」、「臺灣民眾黨的特質」、「臺灣民眾黨行階級運動有矛盾嗎？」、「民眾第一主義」等文章，綜合這些決議、宣言和闡釋，確立了民眾黨的立黨精神，其指導原理為：

(1)全民運動與階級運動是要同時並行的。

(2)擁護農工階級，就是階級運動的實行。

(3)扶助農工團體之發達，就是要造成全民運動的中心力量。

(4)企圖農工商學之聯合，就是要造成全民運動的共同戰線。

(5)本黨要顧慮農工階級之利益，加以合理的階級調節，使之不致妨害全民運動的前途。

(6)整合臺灣各階級民眾，在黨的領導下，實行全民解放運動。

在上述指導原理引導下，民眾黨從1928年後漸漸發展成為抗日團體的最主要領導力量；及新文化協會（以下簡稱新文協）與台灣農民組合（以下簡稱農組）相繼受到鎮壓，民眾黨又在反對鴉片特許及聲援霧社事件上表現出尖銳而有效的做法，民眾黨愈成為總督府欲拔之而後快的「眼中釘」，致最後遭到總督府的禁止處分，在「悲壯聲中告終」。

民眾黨成立以後，蔣渭水一面鑒於1925年農民運動興起後，先覺者未能全面積極支援，以致受到日本本土勞動農民黨指導的教訓（兩者的關係有如楊逵《送報伕》筆下的「楊君」與「田中、伊藤」的關係）；一面更受到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改組後一再強調「扶助農工」的影響，乃對正在興起中的工人運動，極力促成組織各種工會，再經由各種工會組織全島性統一工會。

1928年2月19日成立的工友總聯盟（以下簡稱工總），正是蔣渭水這一理念的具體實現。工人運動自1927年台灣鐵公所事件後漸趨熱烈，經由蔣渭水的努力，很快地於一年之內成立工總，工總成立後更於短期內發展成擁有四十多個加盟團體，會員達一萬數千多人的組織。這種新發展不僅使工人運動邁入新的階段，也使工總被列為當時抗日運動的四大團體（農組、新文協、民眾黨、工總）之一。 （相關報導： 廖振富專文：從「富家公子」到「啟蒙先鋒」─蔡惠如 ｜ 更多文章 ）

工總的指導原理，採取「組合主義」——「工人在資本制度範圍內，工人階級的勞動條件改善維持的運動，就是組合主義」。「組合主義」有三大訴求：「勞動條件的改善、勞動工資的提高、勞動時間的縮短」，這些都是「極溫和的要求」，沒有什麼可驚的地方。這種「組合主義」實內涵於民眾黨的階級運動主張之中，因為民眾黨的階級運動，即是「民生主義的階級運動，是勞動組合主義的階級運動」。

工總和民眾黨兩者之間，體現蔣渭水強調的「黨與民眾團體」關係的典型——「黨是人頭，民眾團體是人身」，「黨可比是臂，民眾團體可比是指」。為民眾黨實質領袖的蔣渭水，在工總成立前為其「產婆」，成立後又為其「顧問」；民眾黨幹部之中，有些亦為工總的實際領導者；因為這種深厚關係，1931年，當民眾黨被解散，特別是蔣渭水逝世後，工總幾乎同時趨於瓦解。

四、遺產

蔣渭水重燃「政治熱」時為三十歲，逝世時僅四十歲，在「十年如一日」的奮鬥旅程上，經由四大志業的輻射與影響，蔣渭水在推動台灣近代民族運動所扮演的角色，有如孫中山在領導中國近代國民革命運動所扮演的角色一樣，而成為「台灣的孫中山」。從歷史觀點考察，蔣渭水的歷史遺產，至少包括：

1923年底的治警事件，是黃金十年抗日過程上第一個重大的政治迫害事件。代表日方求刑的三好檢察官在論告中稱：「本案台灣議會設置期成同盟會員中，最年長者是三十左右，其他均為二十歲前後，剛度過書生生活而已。」這種年齡已比日本統治台灣的時間為短，也就是說，先覺者自出生以後，即一直生活在日本統治的事實之中；這個客觀現象，加上西來庵事件的慘痛教訓，「所以那時臺灣人的思想都是屬於統治者的，《台灣青年》一出現，才把（天然）隸屬的思想打破，才出現『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台灣的思想界才有些生機。」

「台灣不是統治者的台灣」！「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這有如「從台灣上空投下的一個炸彈」，使先覺者猛然覺醒；而「兩個太陽輝耀的台灣」的客觀現象，又襯托出日、台人鮮明的對照與歧視；因此先覺者乃以「不死之心」，「抖擻精神」，自覺覺人的意識，共同致力「振起同胞元氣，以謀臺灣幸福」。

蔣渭水四大志業——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報、臺灣民眾黨、臺灣工友總聯盟，都冠以臺灣之名，且關心的對象都是臺灣同胞。在文協階段，蔣渭水以「文化頭」的身分，多次入獄，看到「面色很是蒼白全無生氣」的「鱸鰻」時，便以一種「誰人父母不痛愛子兒」的熱腸，表達「這個社會的缺陷」；而1925年元旦，在民報的「晨鐘暮鼓」欄，蔣渭水一開口便說：

「現在是什麼一天，是大正十四（一九二五年）的元旦！我要把這晨鐘暮鼓挪放到在新高山的極頂，大敲特擂起來，北至富貴角，南至鵝鑾鼻，西至澎湖島，東至紅頭嶼，四向八方的臺灣三百六十萬同胞，都從睡夢中一時就覺醒起來！然後就對我三百六十萬同胞，先喊一聲，刷新精神！才下個動員令，請從這維新的第一個元旦，我們大家……都要提出精神來盡做臺灣人一份子的任務。」 （相關報導： 廖振富專文：從「富家公子」到「啟蒙先鋒」─蔡惠如 ｜ 更多文章 ）

民眾黨在建黨過程上，黨名、黨綱均遭修改，「期實現臺灣人全體之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解放」的立黨精神，一度被修改成（一）確立民本政治；（二）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三）改除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最後才得以臺灣民眾黨的名字正式成立。1929年，民眾黨在具有代表性的第三次全島大會宣言內，一面嚴正指出「代表政治勢力的太陽」，在政治、經濟、教育各方面都對「代表社會勢力的太陽」的全面性壓榨與歧視；一面更向「我臺灣同胞」嚴肅呼籲：

「我們考察島內的形勢，知道民眾之趨向已是信賴本黨，我們益感責任之重大……本黨欲以最短時間實現本黨綱領政策，達到解放人類之目的，需要同胞多數參加，是以不得不希望我臺灣同胞，必須切實明白認識今日之臺灣，只有本黨能為民眾利益奮鬥，對本黨須以督責和擁護，使本黨成為代表臺灣民眾利益的大眾政黨，這是本黨唯一的希望。」

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在台灣歷史上最重要的意義之一，便是將台灣一般「沉迷的民眾」，從「沉迷」於「台灣是統治者的台灣」的「夢中」，「叫醒過來」，並發現「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而蔣渭水世代的先覺者，在黃金十年期間，最感人的，便是為「臺灣人的臺灣」這塊土地及土地上的「全體臺灣人，在政治、經濟、社會上的解放」，發出台灣人的聲音，提出「台灣人的要求」，而不斷「前進，互相提攜，為著前進而前進」。台灣主體性的追求與建立，實為蔣渭水世代不朽的歷史遺產。

《台灣民族運動史》一書的作者包括蔡培火、林柏壽、陳逢源、吳三連、葉榮鐘，實際執筆者為葉榮鐘。葉榮鐘對於日據時代先覺者的漢民族情操，有著深刻的分析：

我們出生於割台以後，足未踏祖國的土地，眼未見祖國的山川，大陸上既無血族，亦無姻親。除文學歷史和傳統文化以外，找不出一點聯繫，祖國只是觀念的產物，而沒有經驗的實感。但是我們有一股熱烈強韌的向心力，這股力量大約就是所謂「民族精神」。這股「民族精神」，也正如《台灣民族運動史》一書所說：「是由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壓制、榨取、與歧視所激發的民族意識與近代民主主義思想中心，而增強對祖國民族的向心力所凝結而成。」

在這種背景下「所凝結而成」的漢民族情操，對先覺者而言，具有兩種特殊意義：

(1)台灣同胞既為漢民族同胞，自和屬於大和民族的日據當局不同，所以先覺者強調漢民族，是有助於先覺者激發台灣同胞的團結意識。

(2)和大和民族相比，漢民族是一歷史悠久而文化深厚的民族，認同漢民族，對當時處於被壓迫地位的台灣同胞而言，不僅可以得到心靈的慰藉，而且也有武裝他們精神的效果。 （相關報導： 廖振富專文：從「富家公子」到「啟蒙先鋒」─蔡惠如 ｜ 更多文章 ）

先覺者從決定推動非武裝抗日運動以來，處處洋溢著這種漢民族情操。從東京台灣留學生組織的新民會，到林呈祿著名的〈六三法問題的歸著點〉一文，到蔡惠如在台灣民報創刊號上的論述，以及治警事件中的「五人答辯」，都是最好的見證。而在先覺者之中，蔣渭水的漢民族情操表現尤為感人。他的『臨床講義』，「患者」是「台灣」，「姓名」：「台灣島」，「原籍」：「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現住所」：「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遺傳」：「明顯地具有黃帝、周公、孔子、孟子等血統」；在治警事件的法庭上，蔣渭水自述是一位：「以中華民族做日本國民的台灣人」；蔣渭水影響下的台灣民眾黨，深受孫中山1924年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的影響，民眾黨的主張與運動之中，包括恢復漢文教育、撤廢渡華旅券、派代表參加孫中山的奉安大典，以及反對日本對華出兵等，都含有漢民族情操；蔣渭水逝世後，在大安醫院的蔣渭水靈堂下，書寫著「忠魂充漢室」五個字。

 蔣渭水世代所展現的這種漢民族情操，實象徵先覺者「磅礡的正氣」。國民政府1945年到台灣接收時，所以會受到台灣人民那樣真摯熱烈的歡迎，如果探本溯源，實與先覺者這種「磅礡正氣」的影響有關。

1925年5月，蔡惠如因病逝世，蔣渭水在追悼感言中說：「社會運動家最要緊的素質，是要具有徹底的性格與不妥協的精神，我們同志中具有這性格和精神的人實在很少，唯有蔡惠如同志堪稱是這樣的人。」1931年8月蔣渭水也因病逝世，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以下簡稱自聯）的領銜者楊肇嘉在「悼渭水兄逝世」文中，也說：「社會運動家最要緊的條件，就是有徹底的性格和不妥協的精神，具有這兩條件的人，實在很少，唯渭水兄不但能合這性格和這精神，且有比這點更加徹底。」

由於蔣渭水具有「比這點更加徹底」的不妥協精神，加上他既能寫又能講，蔣渭水乃成為「我台人為公事受拘引」的第一人，十年之間，因公事「受檢束拘留十數次」，監獄有如他的「別莊」。平時日據當局總要派兩個便服特務坐鎮文化書局，監視蔣渭水的行動；有一次在鶯歌的演講，辯士只有蔣渭水一人，出動警官卻有二十餘人；民眾黨成立前，總督府的條件是限制蔣渭水參加；當國聯因阿片問題來台時，總督府最忌憚的是蔣渭水和國聯委員會面；當民眾黨被解散，尾隨蔣渭水的警力已增至四名；民眾黨被解散後，日據當局重施故技，暗示說「帶有濃厚民族色彩的蔣渭水除外」，穩健派可另組政黨；及蔣渭水住院，警務局特務一再出入醫院探詢病情；蔣渭水最後的遺囑不得發表；《蔣渭水全集》也遭禁止；在蔣渭水大眾葬儀行列中，出動維持秩序的武裝警察達八十名，且由北署長親自率領；從這些事例均可看出日據當局對蔣渭水開口便如《台灣大年表》說的「蔣渭水一派」或「蔣渭水等人」。

由於蔣渭水具有「徹底的性格與不妥協的精神」，他不僅成為台灣近代政治社會運動的「第一指導者」，也成為日據當局徹夜難眠的「第一眼中釘」。當蔣渭水逝世消息傳出後，民眾聞之，「莫不驚慌失措」，有一些人甚至即刻「袖纏黑布，表示哀悼」，而島內外各地有志者更先後為蔣渭水舉辦追悼會，也有為文追念的，8月23日葬儀委員會更為蔣渭水舉行一次台灣空前的大眾葬，送葬者五千餘人。跡象顯示，蔣渭水之死給台灣民眾帶來的激盪之深以及哀痛之切，在日據時代，實無人能出其右。

日據當局雖視蔣渭水為眼中釘，但一些日本人士對蔣渭水的奮鬥精神，在內心深處仍不無尊敬之意。在高雄的告別式上，一些臨監的日本特務，便在這種心情下，「起立為蔣（渭水）氏致敬」；反動的經世日報也讚許蔣渭水為「熱血男兒，渭水之後更無渭水其人」；而日人辦的「新高新報」，更由台灣人直接執筆，尊稱蔣渭水為「台灣人之救主」。在日據時代的政治社會運動者之中，由於精神感人，而能同時贏得同胞與壓迫者尊敬的，蔣渭水實為第一人選。 （相關報導： 廖振富專文：從「富家公子」到「啟蒙先鋒」─蔡惠如 ｜ 更多文章 ）

台灣近代民族運動歷經兩次路線之爭，第一次路線之爭，確立臺議運動的共同奮鬥目標，促成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空前的大同團結；第二次的「左右傾辯」、「民族運動與階級鬥爭」之爭，卻造成文協的公開分裂，以及其後主要的抗日團體內部先後又自行分化。

大致地說，文協分裂之後的抗日運動，已進入新的階段，變成一種能「撼動當局施政」、動搖「日本國策」的「真劍的解放運動」。此一階段的主要抗日團體，包括新文協、農組、民眾黨、工總、台共，無論就理論、組織與方法，均與舊文協時的抗日團體大不相同，大都強化組織，嚴格紀律，且表現出革命化、尖銳化、大眾化與國際化的特質，而成為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上戰術最講究、方法最激烈、動員人數最多、爭議事件最多、被檢舉次數最多、入獄人數最多、入獄時間最長的時期。這種歷史背景也解釋出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真正偉大的領導者」，為什麼一定要到1927年以後才會產生。

在1927年以後出現的「真正偉大的領導者」之中，特別值得一提的，便是蔣渭水。由於蔣渭水的稟賦與特質、勤奮與使命感，他所具有的「徹底的性格與不妥協精神」，以及更重要的，在面臨大時代的考驗時，他不迴避，不退怯，不離開戰場，不患「輕率過激」的「小兒病」，也不患「反覆無常」的「老衰病」，在「把持理想」與「凝視現實」之間，以客觀的態度，科學的方法，置身風暴中心，與時俱進，不斷精進，努力從日本本土與中國大陸兩大方向，針對台灣的特殊情況，並結合本身累積多年的實踐經驗，為空前激盪的社會運動尋找出路。他所提出「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路線，便是在理論與實踐不斷探索下發展出來的。經由民眾黨的實踐與證明，蔣渭水的「抗日模式」和「抗日效應」，如放在二十世紀二０年代到三０年代的歷史舞台上，無論和世界上任何國家的代表性人物相比較，都讓後代子孫不但感到毫無遜色，更會引以為榮。

從1931年蔣渭水逝世到今天(2016年)，在這85年間，1976年全世界第一本《蔣渭水傳》的出版是守護蔣渭水的分水嶺。以這個為分界，我將守護蔣渭水的工作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31年的「大眾葬」到1976年《蔣渭水傳》出版前；第二個階段是從1976年《蔣渭水傳》出版後一直到今日。

1931年8月23日，台北市的永樂座（今迪化街）是蔣渭水告別式的舉辦地點，這一天日本統治當局下令，不准發表蔣渭水的遺囑，要求檢閱弔詞，禁止弔歌，並在葬儀行列所經之處，派遣武裝警察監視。即便在總督府種種禁令的干涉下，仍有超過五千名的台灣民眾自動參加蔣渭水的大眾葬儀，成為「臺灣空前葬式」。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國民政府接收臺灣；1947年2月，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1949年1月蔣中正引退下野，隨著國共內戰失利，年底國民政府輾轉播遷來台；1950年3月1日，蔣中正重行視事復總統職位。僅僅五個月左右，為了安撫因228而受傷的台灣民心，蔣中正下令遷台後的中樞，於1950年8月5日，為蔣渭水逝世20週年舉辦盛大的紀念會，黨國元老幾乎盡皆參加，蔣中正並題匾「民族正氣」。然後，蔣渭水又再度被掩沒在戒嚴體制的政治氛圍之中。簡要而言，此一階段的紀念活動，最主要的只包括：

（一）1931 年的「大眾葬」。 （相關報導： 廖振富專文：從「富家公子」到「啟蒙先鋒」─蔡惠如 ｜ 更多文章 ）

（二）1950年的二十週年紀念。

1976年《蔣渭水傳》的出版，代表當代守護蔣渭水的新旅程。40年來，我以歷史工作者、黨外人士、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的身分，在不同的階段經歷孤獨、「悲憤」、突破與引導的角色與過程；隨著馬英九在不同階段以台北市長、國民黨黨主席、中華民國總統三種身分，十多年來一直參與並推動紀念蔣渭水事宜；以及蔣渭水故鄉宜蘭縣政府十多年來共同加入紀念蔣渭水活動；乃呈現出蔣渭水逝世以後前所未有的追念景象。茲將台研會所提供的「黃煌雄暨台研會守護蔣渭水紀要」（附件一）、馬英九辦公室提供的「前總統馬英九紀念蔣渭水先生記事」、宜蘭縣政府提供的「宜蘭縣政府辦理蔣渭水相關紀念活動」加以綜整，並選擇其中比較具有意義與代表性的紀念事宜，扼要說明如下：

（一）1976年，黃煌雄出版：《台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1992年首度大幅改版修正，書名同1976年。2006年再度改版修正，書名改為：《蔣渭水傳——台灣的孫中山》。

（二）1979年，黃煌雄發表「悲憤的抗議」。

（三）1981年，黃煌雄在立法院為台灣近代民族運動見証（文長十萬字，附件二十一件，均為立法院公報空前的紀錄）。確立蔣渭水逝世紀念日為台灣近代民族運動日，並宣布為國定紀念日。

（四）2001年，台灣研究基金會舉辦蔣渭水先生逝世七十週年紀念，陳水扁總統親臨參加。 （陳水扁題：「台灣精神」。）

（五）2005年，台北市政府（時任市長馬英九，文化局長廖咸浩）製作「蔣渭水台灣大眾葬葬儀」紀錄片。

（六）2006年，國道五號公路（即「北宜高速公路」），在朝野合作下，正式命名為「蔣渭水高速公路」（時任行政院長蘇貞昌）。六月舉行通車典禮，張俊雄、游錫堃、謝長廷、蘇貞昌四位先後任行政院長共乘一輛吉普車，參與盛典。宜蘭縣政府（時任縣長呂國華）將縣府與縣議會的工作場域規劃為「雪谷紀念園區」（蔣渭水號雪谷）。台北市政府（時任市長馬英九）將座落在大同區內的錦西公園改名為「蔣渭水紀念公園」。台灣研究基金會舉辦蔣渭水先生逝世七十五週年紀念，呂秀蓮副總統、蘇貞昌行政院長、馬英九主席（國民黨）暨台北市長同時出席。（第一次跨黨派代表人物同時出席）

（七）2007年，台灣研究基金會為紀念台灣民眾黨創立八十週年，邀請馬英九和謝長廷以總統候選人的身分，在蔣渭水身影下，進行「政治與歷史的對話」座談。

（八）2010年，由音樂時代劇場製作、楊忠衡擔任總監、殷正洋、洪瑞襄主演的「渭水春風」音樂劇，正式上演。在馬英九第一任總統期間，中央銀行發行「蔣渭水紀念貨幣」（拾圓）。此為我國有史以來首次發行非國家元首肖像之流通貨幣。

（九）2011年，台灣研究基金會舉辦蔣渭水先生逝世八十週年紀念，馬英九總統親臨參加。台灣研究基金會、義美文教基金會共同製作：「台灣的孫中山——蔣渭水」紀錄片。

（十）2012年，由章蓁薰擔任編劇、導演的「總督府風暴——『台灣第一反』—蔣渭水」動畫片，正式放映。 （相關報導： 廖振富專文：從「富家公子」到「啟蒙先鋒」─蔡惠如 ｜ 更多文章 ）

（十一）2013年，台灣研究基金會首度和中國大陸的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共同 舉辦紀念蔣渭水學術研討會。

（十二）2015年，宜蘭縣政府（時任縣長林聰賢）和台北市政府（時任市長柯文哲）合辦蔣渭水移靈事宜，由台北市六張犁公墓遷回宜蘭縣礁溪鄉櫻花陵園渭水之丘。在馬英九第二任總統期間，於總統府設置「蔣渭水廳」。

（十三）2016年，宜蘭縣議會、宜蘭縣政府與台灣研究基金會共同舉辦蔣渭水先生逝世八十五週年紀念。陳建仁副總統親臨參加。為紀念台灣文化協會創立九十五週年、蔣渭水先生逝世八十五週年，台北市政府主辦，台研會合辦，共同舉辦「1920年代台灣先賢精神遺產的現代意義」研討會。

這個時期追念蔣渭水的特色，最明顯的便是追念方式與層面更加的多元且深入。追念的方式由民間發展到官方；追念的層次由政治面發展到文化面；從演講、座談到音樂劇、動畫片、畫展；從設立紀念園區到高速公路命名；從央行發行流通幣到總統府設置渭水廳……可以這麼說，蔣渭水逝世八十五年來，從沒有出現過像最近四十年的追念活動這麼密集、這麼頻繁、這麼有系統、層面又這麼寬廣、內容又這麼多元。一位在日本統治期間領導台灣人民抗日，幾乎是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逝世後在自己畢生奮鬥的土地上，幾乎被遺忘半個世紀的蔣渭水，經由這四十年來的守護，終於復活了。蔣渭水的復活，也代表台灣一種「精神復興」。

六、結語

大約四十多年前，當台灣還處在戒嚴時期，當時的政治氣氛一旦被歸類為「左派」者，很有可能就會被送往「綠島」唱「小夜曲」，我則在台灣分館，聚精會神專注於台灣近代民族運動與當時被戴上「左派」帽子蔣渭水的研究。

當全世界第一本《蔣渭水傳》出版時，蔣渭水世代的絕大多數人，都已作古，所剩不多的人，又飄零在天涯海角，默默渡其殘生；整個世代，有如黃昏的太陽，已在愈來愈矇矓的地平線上逐漸褪色消失，為他們畢生奮鬥的土地、人民與民族所遺忘。對於這樣悲愴淒涼的畫面，經由歷史的探索，當時我卻很篤定，也很自信，認為這種局面總有一天會改變。自1976年發現蔣渭水迄今，追念蔣渭水的活動，已由個人的紀念進而為黨外集體的紀念、又擴大為國內兩個主要政黨（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共同紀念；2013年以後，更跨過台灣海峽，成為兩岸共同的紀念。經過四十年來的守護，我可以告慰的說，蔣渭水世代已不再孤單，他們所代表的精神將世代相傳，蔣渭水精神也儼然成為台灣精神的主要內涵，更成為兩岸人民共享的歷史追憶。

1931年8月5日，蔣渭水逝世後，佈置在大安醫院的靈堂，上書「精神不死」，下書「忠魂充漢室」，這兩幅聯是守護蔣渭水所應謹記在心、不能或忘的。 （相關報導： 廖振富專文：從「富家公子」到「啟蒙先鋒」─蔡惠如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台研會創辦人。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主委被提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