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考察島內的形勢，知道民眾之趨向已是信賴本黨，我們益感責任之重大……本黨欲以最短時間實現本黨綱領政策，達到解放人類之目的，需要同胞多數參加，是以不得不希望我臺灣同胞，必須切實明白認識今日之臺灣，只有本黨能為民眾利益奮鬥，對本黨須以督責和擁護，使本黨成為代表臺灣民眾利益的大眾政黨，這是本黨唯一的希望。」
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在台灣歷史上最重要的意義之一，便是將台灣一般「沉迷的民眾」，從「沉迷」於「台灣是統治者的台灣」的「夢中」，「叫醒過來」，並發現「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而蔣渭水世代的先覺者，在黃金十年期間，最感人的，便是為「臺灣人的臺灣」這塊土地及土地上的「全體臺灣人，在政治、經濟、社會上的解放」，發出台灣人的聲音，提出「台灣人的要求」，而不斷「前進，互相提攜，為著前進而前進」。台灣主體性的追求與建立，實為蔣渭水世代不朽的歷史遺產。
2.漢民族情操
《台灣民族運動史》一書的作者包括蔡培火、林柏壽、陳逢源、吳三連、葉榮鐘，實際執筆者為葉榮鐘。葉榮鐘對於日據時代先覺者的漢民族情操，有著深刻的分析：
我們出生於割台以後，足未踏祖國的土地，眼未見祖國的山川，大陸上既無血族，亦無姻親。除文學歷史和傳統文化以外，找不出一點聯繫，祖國只是觀念的產物，而沒有經驗的實感。但是我們有一股熱烈強韌的向心力，這股力量大約就是所謂「民族精神」。這股「民族精神」，也正如《台灣民族運動史》一書所說：「是由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壓制、榨取、與歧視所激發的民族意識與近代民主主義思想中心，而增強對祖國民族的向心力所凝結而成。」
在這種背景下「所凝結而成」的漢民族情操，對先覺者而言，具有兩種特殊意義：
(1)台灣同胞既為漢民族同胞，自和屬於大和民族的日據當局不同，所以先覺者強調漢民族，是有助於先覺者激發台灣同胞的團結意識。
(2)和大和民族相比，漢民族是一歷史悠久而文化深厚的民族，認同漢民族，對當時處於被壓迫地位的台灣同胞而言，不僅可以得到心靈的慰藉，而且也有武裝他們精神的效果。
先覺者從決定推動非武裝抗日運動以來，處處洋溢著這種漢民族情操。從東京台灣留學生組織的新民會，到林呈祿著名的〈六三法問題的歸著點〉一文，到蔡惠如在台灣民報創刊號上的論述，以及治警事件中的「五人答辯」，都是最好的見證。而在先覺者之中，蔣渭水的漢民族情操表現尤為感人。他的『臨床講義』，「患者」是「台灣」，「姓名」：「台灣島」，「原籍」：「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現住所」：「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遺傳」：「明顯地具有黃帝、周公、孔子、孟子等血統」；在治警事件的法庭上，蔣渭水自述是一位：「以中華民族做日本國民的台灣人」；蔣渭水影響下的台灣民眾黨，深受孫中山1924年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的影響，民眾黨的主張與運動之中，包括恢復漢文教育、撤廢渡華旅券、派代表參加孫中山的奉安大典，以及反對日本對華出兵等，都含有漢民族情操；蔣渭水逝世後，在大安醫院的蔣渭水靈堂下，書寫著「忠魂充漢室」五個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