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保羅
我學歷史已經將近五十年了。當人們聽說我是學歷史的，第一句話常常是我一
定記得很多年代，好一點的就是問：中國近代的偉人（常常是指蔣介石或毛澤東）要如何蓋棺論定。前者只反映了歷史教學的毛病，問的人固然反映了一般歷史教育的弊病，但也多少是開玩笑，所以不值得在這裡討論（我的確記得不少年代）。但是後者是許多人的關心，因為它會影響人們心中的「最終的關懷」（一個人信仰。它影響人們如何安排自己的事業，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安身立命的選擇），也更會影響國家的經濟、政治、及社會政策。可見一個社會如何看待自己的歷史非常重要。
然而，歷史家真的有能力對歷史人物或事件「蓋棺論定」嗎？前兩個月，我曾在臉書上面簡短地回應了我以前教過的學生有關如何看待袁世凱（1859-1916）的歷史解釋／評價的問題。我當時匆匆寫來，有許多不夠清楚的地方。後來有人又進一步提出如何看待段祺瑞（1865-1936）的問題，意思其實一樣。
首先，我必須說我對這兩個人物並沒有研究，因此當然不能對如何評價他們，做出令人滿意的答案。事實上，我認為今天在世沒有任何一個人能替他們建立完全可靠，令全部或多數人信服的描繪。歷史上林林總總的事件、人物、以及對它們的研究及解釋都非常難有定論。袁世凱如此，段祺瑞也如此。他如孫中山、邱吉爾、李自成、蔣介石或毛澤東等等也都是如此。不要看林肯、華盛頓的形象那麼正面，每一段時間就會有他們的新傳記出現，其形象即使沒有大的改變，但是在解釋上，也還是會有各樣的差別。
因此，我在本文中想試著從「歷史人物的評價」這個抽象的命題來討論歷史研究能不能得到一個絕對正確的解釋或對歷史事件做出可靠的描寫。顯然的，至少在目前（請注意：我說的是「目前」）大概還不可能。
我們在短期內（譬如一百年）大概是不可能有一個世人都可以接受，而且永遠不會被推翻的袁世凱（以及段祺瑞）的真相。當然，長期言之，因為大家的關心已經減低，加上有關的材料因著時間的過去，已經逐漸消失，又很難發現新的材料，於是形象也就會固定下來。這樣的形象可能當初不是大家所一致接受，現在卻變成「蓋棺論定」了。這個「蓋棺論定」的形成對歷史學者是難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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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如何，要達成「蓋棺論定」，時間可長可短：一個被判死刑的罪犯，可能在被處死之前，他的生命和作為就已經被「蓋棺論定」，用時很短。但是重要的歷史人物，例如凱撒、秦檜、李自成、或拿破崙，他們則常常不斷地被重新評價，到今天都還引發人們的討論（附帶說一下：中國人對「蓋棺論定」要求比較強烈，所以歷史人物的忠奸、善惡幾乎都在生前就已經定下了輪廓；秦檜、李自成的歷史地位都早已確定，只是遇到了毛澤東，才再被提出來重新檢驗，甚至於平反；不過這些都是特例，而且很難被接受。）對這些人，要求得真相，時間過程往往很長，甚至於永遠不可能。
歷史家一般都相信歷史研究一定可以求得所謂的「真實」。每一個歷史家都希望他們可以寫出一本「定論」。但是定論何其困難！十八、十九世紀以前的歐洲，差不多所有的歷史學家都相信有歷史的真實。但是到了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這個情形開始改變。漸漸有人認為歷史的真實是人類所無法參透的，或者說，這個真相必須等到人類不再有歷史的那一刻才會完全顯露出來。後者是黑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的說法，簡單說，那就是人類完全實現了自我的理想，和上帝（至高的真理）合一，那才可以說完全把握了真理或實體，那時歷史就不再有變化，等於是結束了。簡單說，人類完全成熟，能隨心所欲地、能自然地選擇道德生活，那麼他才能說掌握到了真實或真理。如果人類都自由地或自動地選擇道德的生活，瞭解什麼是真理，那人類的歷史不就等於完美，不再有改變了？
真實（實體）是存在的，問題是人類未必有能力把它描繪出來。這就牽扯到兩個問題：一個是人類的語言能不能夠充分地把真實或真理表達出來。聖人之言，歷久而常新，所以班固（32-92）說漢人解經，往往「一經說至百餘萬言」。這話或許誇張，但是絕對反映人類探求知識的困難。歷史學受經典注釋的語言學的影響，於是以為要瞭解真理，就要先瞭解人類如何用語言來表達客觀的事物。當年設立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正是因為當時的學者相信應該用語言的研究來從事歷史的解釋和評價。現在語言學已經走進旁門左道，而歷史學家也對它們失望，已經彼此互不往來。
另外一個難題是人類是不是本來就沒有足夠的能力來參透所謂的「實體」。這個問題大概是二十世紀歷史哲學最中心的課題。總地來說，很多學者認為歷史的真實往往受歷史家自己的關心所影響，而呈現不同的樣貌。一個關心經濟的人，他看到的羅馬帝國的衰亡就和經濟因素息息相關，而一個關心權力運作的史家就會著重政治史。如果如此，那麼一個完全客觀的真實歷史豈非不是不可得？
後者一般稱之為歷史認識論問題。簡單地說，就是每一個歷史家都有他自己關心，或者說他們的偏見，因此沒有一個史家能完全地客觀看到全面的真相。許多人都批評歷史學家不外是瞎子摸象，這話雖然刻薄，的確也是二十世紀大部分史家的慨嘆！
有些思想家把這種令人慨嘆的事實合理化，說人類生活本來就是如此，根本沒有真理，也沒有可以發現的歷史真實。後者至少承認有一個我們目前沒有辦法參透或發現的客觀真實；至於前者，那是完全否認有客觀的真理。這兩者都等於是否認歷史學者的工作與努力。學歷史的當然無法接受它們。但是持這兩種說法的思想家為數不少，在一九七○年代以後，蔚然成風。他們可以總稱為後現代主義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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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部分的史學家不願承認說歷史沒有客觀的真實或是非。更不會有歷史學者說歷史沒有是非真相。因此二十世紀的歷史觀念論以及上面所說的後現代主義學者雖然影響很多人懷疑歷史的客觀性，但是史家還是堅定地拒絕擁抱「歷史真實是不可知的」的極端結論。因此「歷史真相是不是能發現，雖不可知，但是歷史學的努力不可放棄」的說法就成為歷史研究的圭皋。所以胡塞（Edmund Husserl, 1859-1938）就提出「bracketed」（勉強可以翻為「放入括弧」、「存而不論」）的觀念：暫時跳過這個迷惘，繼續忘情摸索。
因此，對於袁世凱是怎樣一個人這個問題會有種種的爭論，我一點也不為奇，而且相信它會一直持續下去，即使所有的材料都已經用盡，學者還是會有莫衷一是的說法，無法達到「定論」。相同的，對段祺瑞等等其他的人也都是一樣。這就是我對「蓋棺論定」的答案。
這樣的回答一定會讓不少人感到不滿意。但這是當代歷史哲學大概的態度。我希望大家接受歷史學家誠實研究的階段性結果。那麼，什麼是我個人的看法呢？這個必須用比較長的文字來處理。我就留待未來。這裡只簡單綱要式地提出我個人小小的想法：恢復到亞當斯密式的「意見自由市場」（The free market of opinions）觀念，讓各樣的意見自由競爭，最後最受歡迎的看法就可以暫時領其風騷，變成多數人的想法。作為斯密古典自由主義的信徒，我因此反對用國家、黨團或地下組織的力量來脅迫人們接受他們的解釋。換句話說，一個開放的社會裡，各樣的解釋並陳，應該讓人們自由選擇。漢代桓譚（36 BC-35 AD）說：「孔子以四科教士，隨其所喜，譬如市肆，多列雜物，欲置之者並至。」不正就是相同的意思？
歷史的解釋會因時間而改變，但這也沒有關係，時間會處理最後的「定論」。按照黑格爾的看法，定論出現的時候就是歷史結束的時候。我們活在曖昧不明的時代裡，如果對歷史解釋有不同的意見，那麼就讓意見的市場來幫助我們去除不合理、材料考證的不周延的說法，然後根據大部分人的看法來制定政策、規劃改善下一代人的生活。「蓋棺論定」最根本的意義不就是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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