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對黨外運動戒心越來越高，他反對民主，說『難道選舉才是民主嗎』、『選舉勞民傷財又不能不辦』……到後來他發現殘暴的方式做了都沒用，蔣經國也不得不妥協放手……」
蔣經國真的「反共保台」嗎？2月19日，國史館舉行《戰後台灣政治案件－美麗島事件史料彙編》新書發表暨座談會，首度重磅出版整整8冊檔案，一次交代40年前台灣最震撼「叛亂案」背後的國家級陰謀──國史館修纂處處長許瑞浩指出，當局處理美麗島事件是有「預謀」的，事發前嚴密監控、事發後逮捕偵審、判決發監，「各個階段莫不大幅動員黨國體制下以情治、司法機關為中心的各種國家機器。」甚至，監控情資也諷刺地為如今資料大多佚失的黨外運動留下活動影像、演講紀錄。
儘管如今談美麗島案容易被聚焦於陳菊、施明德等著名被告個人，當年遭重判的總統府資政姚嘉文強調：「這是一個時代的大運動，不是幾個人的英雄行為。」確實，美麗島事件不只是幾名「英雄」的故事，亦是國家級陰謀發揮、威權體制之顛峰，而推動一切的核心，正來自蔣經國「反民主」理念。
邱議瑩看檔案驚見「線民是司機叔叔」 情治單位全面監控《美麗島》、預謀鎮壓法辦
1979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美麗島》雜誌社在高雄舉辦群眾大會卻遭變調為警民衝突事件，最終核心成員被捕，隔年被控「叛亂罪」進行大審，史稱「美麗島事件」。關於美麗島事件相關檔案，國史館館長陳儀深說，2000年時任總統陳水扁除關注二二八事件檔案，9月也開始訪查各機關美麗島檔案，得到4000多件檔案、270張照片，當時檔案管理局籌備處也舉行過一次檔案特展。然而，這些檔案未被整體而系統性地呈現，如今國史館出版史料彙編即是以情治機關檔案為主，「這圖像宛如威權統治時期國家機器的解剖圖。」
甚至，美麗島事件受難者邱茂男、當年才8歲就看著父親入獄的現任立委邱議瑩，也在檔案驚見當年線民之一就是爸爸的司機，她以前都叫他「叔叔」、司機也跟爸爸同進同出，卻是出賣爸爸的人。
美麗島事件正是從監控開始的，包括對《美麗島》總社、各地服務處的情資──國史館修纂處處長許瑞浩指出，當《美麗島》雜誌社創辦時，政府情資蒐集情資鉅細靡遺，監控深入嚴密，經詳細分析雜誌內容、社務活動與未來動向，情治機關認為《美麗島》是要發展組織爭取群眾、企圖組黨，因此著手開始蒐集「涉嫌違法」的相關證據，早已羅織罪名準備追究刑責。
這些監控檔案不只呈現戒嚴時期情治機關分工、在美麗島事件布線之綿密，諷刺的是，當年黨外的文字資料和活動紀錄多已散佚，情治人員留下的文字與影音紀錄成了一種歷史的「補白」，台中美麗島之夜現場照片、雜誌社編輯部平面圖、座談會與演講逐字稿，什麼都有。
「高雄事件」發生後，當局即逮捕《美麗島》雜誌社核心參與者，許瑞浩從檔案看到的是，偵訊的場地、人員、原則及方向等早就安排妥當，與全台大逮捕行動一樣是「謀定後動」，警總和警局人員顯然有預設立場的引導式問話，尤其希望參與者供承是「事先有周詳籌畫與充分準備」、且「早已決定運用暴力手段達成目的」、是「有預謀的暴力事件叛亂案」──這也可見，當局處理美麗島事件是有「預謀」的，模式與1960年雷震案如出一轍。
當局處理美麗島事件之縝密，也包括事件後處置，包括監控涉案者、家屬及內線，對受難者在獄中串聯拒食一事亦有詳細記載討論，對社會輿論亦有華冠專案小組與王復國辦公室進行之所謂「澄清與導正思想工作」。
許瑞浩結論，美麗島並非當局所謂「預謀暴力叛亂」，反而是當局「預謀鎮壓法辦」，從檔案可見「法律問題政治處理」的狀況、情治機關運用線民和黑道的模式、威權政府處理重大政治案件的模式。
蔣經國日記碎唸「選舉勞民傷財」 美麗島事件從抓人到審判見證「威權體制暴力最高峰」
就台大歷史系教授陳翠蓮所見，檔案中的監控情資包括《美麗島》雜誌社人事異動、經費與銷售狀況、雜誌平面圖，而事後逮捕佈置審判過程、事後媒體宣傳控制等資料也比以往更完備，也可從檔案看見一些重要訊息。
統治當局為何對《美麗島》發動逮捕，陳翠蓮說，這跟情治機關分析報告可能有關聯。1979年8月份，情治機關便出現「陰謀份子試圖籌組反對黨有關狀況研析」，那年《美麗島》7月才正要出雜誌、情治機關8月就提出這樣的分析報告，當局認為《美麗島》之中的施明德、許信良要組黨，以雜誌社為雛形在各地擴張勢力。
9月份，情治機關更端出更詳細的分析報告「出刊後陰謀動向分析」，陳翠蓮說：「這次他們很確定，說這些人以雜誌社作為黨外總部、想組新政黨，這些人要在各地發展組織做好紮根、爭取群眾基礎、拉攏不滿份子工農大眾學生青年，以雜誌社論述做文化鬥爭，從事『政治污染』──從這些報告可以看到，當局決定出手（逮捕）原因跟這相關。」
整體來說，陳翠蓮稱許國史館《美麗島事件史料彙編》內容之豐富，但陳翠蓮也說「覺得還是缺了一大塊」，雖說檔案能呈現所謂「情治機關解剖圖」，但只看見手與腳（情治機關）的運作、看不見「頭」（決策者意向），也因此陳翠蓮透過其他史料捕捉蔣經國對黨外運動態度，更充分可見美麗島事件中當局的「預謀鎮壓」。
就《蔣經國日記》，1977年中壢事件後，蔣經國對黨外運動戒心越來越高，「他反對民，說『難道選舉才是民主嗎』、『選舉勞民傷財，又不能不辦』……」蔣經國更寫到，中壢事件是「國民黨的失敗」、「不利黨國的危機」，地方選舉挫敗打擊對蔣經國來說是深痛難忘、奇恥大辱；到1978年又有選舉，就國史館檔案呈現之國安局報告，當情治單位指出「黨外人士要用1978年選舉成立反對黨」，蔣經國也明確表示「反台獨」。
就俗稱「特務頭子」的《王昇日記》也寫到，總統（蔣經國）對高雄暴力案政治把握甚牢，「什麼時候做什麼事，蔣總統非常冷靜細緻、有條不紊」，顯見蔣經國是直接決定事情指揮的人──《美麗島》雜誌社之高雄事件大逮捕後的1980年2月5日，蔣經國於七海官邸開會便做出幾點決定：（一）本案先從簡單著手，以高雄參加暴亂事件者為主，沒參加的先不要處理、過去反政府者不必併入本案；（二）以中共匪諜案對美麗島事件用「叛亂案」定調；（三）首腦交軍法審判，附從份子用一般司法處理；（四）蔣經國揣測高雄事件參與者會利用法庭做「攻擊政府陰謀」，因此不判死刑、力求寬大，以示政府德政。
「將《美麗島》以叛亂案定調的就是蔣經國，將主要參與者送軍法審判也是蔣經國決定的，『安和小組』是整個決策核心、蔣經國親自指揮會議。」陳翠蓮說，整個美麗島從抓人到審判可謂「威權體制暴力最高峰」，然而蔣經國執政後續發生之陳文成命案、林宅血案、江南案，蔣經國也發現以殘暴方式鎮壓民意無用，1986年黨外人士更是「民不畏死」正式組了民進黨，最後蔣經國也不得不放手解嚴，被迫民主化。
「如果台灣能對美麗島事件有更深刻認識，才能幫助其他被迫害、被鎮壓的人民可以重新站起來…」
在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教授湯志傑看來，美麗島事件與蔣家政權瓦解，「沒被寫下來」的事情也一樣值得討論──例如，蔣經國想判《美麗島》參與者死刑而沒做，他為什麼後來不選這方案？很多人會說是蔣經國實施「解嚴」，但他是在什麼脈絡下做成這決定的？是逆勢操作、順勢而為、還是被情勢所迫？如果解嚴真的是蔣經國的成就，為何1972年不推動國會全面改選、為何鎮壓《美麗島》？
綜合各事件，湯志傑說，蔣經國走向民主只是為了塑造自己開明形象，蔣經國所謂「叛亂」也只是人民要做既有統治範圍下的民主選舉而已，至於蔣經國決議不對《美麗島》核心人士判死刑，這也值得質疑，他是擔心「狗急跳牆」、還是真的總統「寬大為懷」？這些事情在檔案還沒解密時或許只能用「猜」的，但隨著具體資料越來越多，現實情況也更加清晰。
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教授蘇彥圖指出，雖美麗島事件已過40多年，如今研究美麗島仍有兩個重要命題：美麗島在台灣憲政史上有何意義？為何如今2022年還要在乎、研究重視美麗島事件？雖美麗島事件發生時間點早在40多年前，蘇彥圖看見的，是可參考的「威權體制鎮壓迫害」模型，一切不只是歷史事件，至今仍在發生。
就威權政體觀點，美麗島事件顯見當局知道反對者要集結了，因此去打壓反對者、罪名都是羅織的，而就民間觀點，當年台灣民眾在關際關注後早已有聲音指出《美麗島》參與者是「政治受難者」、必須還他們一個歷史公道，「這不只是民主化以後的看法，當時就有了。」
也因此，當局勢必對輿論做出回應，當局設法強調美麗島事件並非壓迫，而是反對運動太過頭、成了「造反」，「他們不覺得受刑人是政治犯，連政治犯都不承認，說他們是叛亂犯，他們要想辦法把事件跟暴力形象連結，說有陰謀、共匪勾……即便事件有公開軍事審判、司法審判，那判決是寫給大家看的，他要告訴大家說這是個叛亂、不是我在鎮壓民意。」事件後的「華固專案」也可見，政府除了法庭審判外也要影響社會輿論，訴諸「法治」、「反暴力」、「反台獨」。
在蘇彥圖看來，美麗島大審不只是審判所謂「叛亂者」，也是審判整個蔣經國政權。即便2022年的當今台灣早已經歷李登輝大赦美麗島、過往白色恐怖政治犯判決全數公告撤銷，台灣至今對美麗島依然沒有共同的歷史記憶，甚至台灣在2022年的當今還有蔣經國紀念園區、圖書館設立、總統蔡英文稱許蔣經國「反共保台」，這也是如今仍必須繼續討論美麗島事件的原因之一。
「我們為何還要在乎這些，是因為我們要去尋找我們能否有共同的歷史記憶，這對台灣民主發展是重要的……為了全世界其他人，我們也要好好研究美麗島事件，威權政治運作狀況很少有像國民黨政權留下這麼龐大的檔案資料的，他真的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威權政治怎麼運作。」蘇彥圖說，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所受鎮壓，其實並不陌生，一切套路就如同「美麗島事件」中國民黨如何鎮壓反對者，如果台灣能對美麗島事件有更深刻認識，才能幫助其他被迫害、被鎮壓的人民可以重新站起來，「這是我的一點想法跟希望，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