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的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俗稱「兩報一刊」）刊登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
社論提到：「毛主席在世的時候，我們團結戰鬥在毛主席的偉大旗幟下。現在毛主席逝世了，我們更要高高舉起和堅決捍衛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這就是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兩個凡是」的指導思想的經典版本。
社論是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東興提議寫的，並得到華國鋒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意。
但「兩個凡是」的出爐有其複雜的歷史原因。1976年10月，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後，被毛澤東生前稱為「你辦事，我放心」的華國鋒擔任黨政軍最高領導職務。
作為一種政治宣言，「兩個凡是」表現了華國鋒接班的「正統地位」。
華國鋒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也有過類似的講話，他講到：「在揭批『四人幫』的鬥爭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像的言行，都必須制止。毛主席這面偉大旗幟，一定要高高舉起，不能丟掉。」
出台用意
在美國研究文革史的學者宋永毅在接受BBC中文網採訪時分析了出台「兩個凡是」的用意。
他說：「有一個流行的看法是：『兩個凡是』的提出是為了阻擾鄧小平出來工作。其實不然，鄧小平出來工作當時已經被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決定了。而且毛澤東生前已經有不少稱讚鄧的言辭，足以證明『倒鄧』是『四人幫』的干擾破壞。華國鋒沒有必要再發一篇社論來推翻自己的決策。」
宋永毅接著說，按華當時的理論智囊李鑫的解釋，主要是為了「穩定局勢」，即針對老百姓中流行的「非毛化」思潮。
他說，在1976年10月以後開展的批判「四人幫」的運動中，民間實際上已經突破了只能批「四人幫」不能批毛的藩籬，毛澤東被批為「五人幫」之首。「兩個凡是」就是想把中國民間的「非毛化」拉迴文革的老路，用毛的正統旗幟來維護新政權。
的確，作為一種政治宣言，「兩個凡是」表現了華接班的「正統地位」。受個人資歷限制，華國鋒本人作為「一個過渡」（鄧小平語），沒有自己獨立的理論，只能「按既定方針辦」（毛澤東對華臨終指示）。華國鋒本人的思想理論體系仍然是堅持文化大革命這個理論路線。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
「兩個凡是」一提出，尚未恢復職務的鄧小平就提出了堅決的反對意見。1977年4月10日，他致信黨中央，鄭重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鄧小平文選》，第2卷，39頁。）
這封信經中央轉發，對於在全黨範圍內削減「兩個凡是」的影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輿論反擊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由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審定的評論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凖》，此文一齣，立即引起「兩個凡是」與實事求是兩種觀點的激烈爭論。
當時中共黨內一些人士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到了迷信的地步，對毛澤東的一言一句都視為真理。
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會議簡報刊登了毛澤東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兼黨委副書記吳冷西的文章，稱《實踐》理論上是錯誤的，是要砍倒毛澤東思想這面紅旗。
但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凖》一文發表的第三天，時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的任仲夷就決定著手撰寫一篇論述真理標凖批判「兩個凡是」的文章，題為《理論上根本的撥亂反正》。
任仲夷提出，如果按照這「兩個凡是」來辦，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做的決策，那要不要維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毛主席發動的，那要不要維護？
他還直接針對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提出了自己的「兩個凡是」，那就是，凡是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就要堅持，凡是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就要糾正。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全面認真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被稱為「撥亂反正」的大會。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召開具有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該方針被鄧小平所倡導的「實事求是」的務實觀點所取代。
當年為鄧小平起草這篇講話稿的於光遠在他的《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後》一書中回憶說，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代表們對「兩個凡是」和「實踐是真理的唯一標凖」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那次會議的結果是「實踐標凖派」佔了上風。汪東興、華國鋒就「兩個凡是」問題作了檢討。
於光遠說，華國鋒、汪東興作檢查是很勉強的，但他們作檢討這一舉動本身就表明，實踐標凖獲得了勝利，「兩個凡是」失敗了。
有限勝利
宋永毅認為，「兩個凡是」理念最終被擊敗是「去毛化」的勝利，但並不是一種徹底的勝利。其理論高度甚至遠遠低於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關於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的「非斯大林化」的水凖。
他說：「最初向『兩個凡是』挑戰時，是以鄧小平在1977年4月10日給中央的信裡的『用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說法為武器的。這一理論武器，其實帶有極大的政治鬥爭的實用主義色彩，也是『兩個凡是』。即凡是對我掌權不利的毛澤東的言論和思想，就是『不準確的和不完整』。反之，凡是對我掌權有利的毛澤東思想，就是『凖確的和完整的』。而且鄧小平還反覆強調了『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高舉和捍衛這面光輝偉大的旗幟。』這就離『非毛化』甚遠了。」
不過，在他看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一「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手法還是起到了一定的思想解放的作用。
他說：「後來，胡耀邦等人又發動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凖』的討論， 更迅速摧毀了『兩個凡是』的哲學理論基礎。後來出籠的中共一系列文件，如《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公報》、《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少宣傳個人』的幾個問題的指示》、《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凖則》、《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等等， 雖然有侷限性，但還是滲透著解放思想的鮮活氣息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全面認真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果斷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作出了把執政黨和國家工作的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
「兩個凡是」的出爐距今已經過去38年了。當年，它作為不折不扣地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最後一個堡壘被鄧小平和胡耀邦為代表的中共黨內改革派所攻破。在那之後，中共歷屆領導人又相繼出爐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以及現在的習近平的「中國夢」概念。
雖然在內容和表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都是要樹立一個以自我為核心的權威理念，並希望以此統一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思想意志。
當代啟示
習近平提出的：「兩個不能否定」，其實質就是新的 「兩個凡是」。
在改革開放近40年後的今天回顧「兩個凡是」對現今的中國還有什麼警示作用呢？
宋永毅認為，毛澤東的「旗幟」是這類倒行逆施的治國方針的最大根源。不徹底地「非毛化」，「兩個凡是」一類還一定會以新的形勢再現，比如現在習近平提出的：「兩個不能否定」，其實質就是新的 「兩個凡是」。
2013年1月5日，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在論述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的關係時，明確提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在宋永毅看來，習近平提出「兩個不能否定」和華國鋒當年的「兩個凡是」如出一轍，是想把中國30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和早已經開放民智的人民重新禁錮迴文革的牢房裡去。而他就可以迅速鞏固自己的政權，當一個毛澤東式的「偉大領袖」。
宋永毅認為，「兩個不能否定」和當年支持或反對「兩個凡是」一樣，其實是一個「中國向何處去」的兩種選擇。即，一種觀點認為，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絕對與放棄之前的文革極左路線密切相關。如果不是徹底否定之前的歷史，那麼今天我們就不可能取得改革開放的成績。另一種觀點恰恰相反，當今改革開放出現種種社會問題難以醫治，正好是放棄文革和文革之前的路線所致，因此必須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其理由很充分，如果沿用堅持之前的方針路線，那麼就不會有當今社會諸多解決不了的問題。
歸根結底，「兩個凡是」和「兩個不能否定」都是要延續毛澤東的極左路線，維護中共僵硬的一黨統治理念，不容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受到黨內和黨外的任何挑戰。
宋永毅說：「在習近平掌權兩年以來出籠的種種決策中，目前只有一個『反腐打貪』是亮點。 而他黨同伐異的動機也越來越『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雖然現在還沒有鄧小平、胡耀邦等等的一批老幹部出來挑戰他的新文革路線， 但他要用語言邏輯都混亂的『兩個不能否定』來治國，在民間就會遭遇極大的抵抗。而黨內也有可能遭遇到正面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