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政府公佈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全稱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干意見》，提出要穩步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引起關注。
該文件指出，在確保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統一部署，審慎穩妥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
「沒有亮點」
《旺報》報導引述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張鳴認為，該文件沒有什麼「亮點」，因為目前中國「三農」發展的根本問題在於「農村土地確權」上，只要「農村土地確權」無法做到，中國的農村土地就無法自由流轉，並影響城鎮化，以及農村及農民的再繁華。很可惜，這方面在今年的一號文件上卻仍看不到明確進展。
張鳴指出，農村土地的使用權應該要流轉，尤其目前中國集體農村已消失的情況下，農村土地卻還要「集體化」，很荒唐。
他認為，現在很多人已經不再種地，但是土地卻不能自由買賣，還在強調集體所有制，都是「意識型態」所導致。
根據國際經驗，在現代農業的發展過程中，土地改革提供最核心的制度面支持。中國農村最大的特點是農村土地屬於農民集體所有，這項制度造成中國農村土地不能自由買賣及流轉，並造成近年來城鎮化推進腳步逐漸放緩，因此不少專家學者呼籲應該要盡快促成「農村土地確權」可自由流轉。
推動試點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最近發表文章指出，「一個時期以來，理論界對我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議論較多。有人主張，只有實行土地私有化，允許土地兼併和集中，才能發展現代化大農業。但我國農村人多地少，如果實行土地私有，不加限制地讓工商資本大規模圈佔土地，就會造成大批農民失地失業，產生嚴重社會問題。」
中共中央一號文件表示，將穩步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韓俊還表示，有關部門按照改革的計劃部署，現在正在制定三個與土地制度改革有關的政策性文件。
具體來看，在三個政策性文件中，一個是關於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的全國性指導意見，另外一個是關於農村承包土地經營權和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貸款試點的政策性指導文件，還有一個是關於落實土地承包關係長久不變的政策性指導文件，這三個指導文件預計在2015年正式出台。
中國的農村土地改革因牽涉到13多億人口的糧食供應問題、廣大農民的權益，以及涉及工農、城鄉以及國民經濟部門之間利益格局調整等諸多複雜問題，因此也有觀點支持官方試點先行，探索可複製、可推廣的改革成果，總結完善後再逐步推開的做法。
廣東陸豐烏坎村村民抗議土地被出售與發展商，村代表死亡。公安包圍烏坎村，與村民對峙。
抗爭頻發
2011年，廣東烏坎村民集體抗爭事件引發全球矚目，屢見不鮮的抗議事件凸顯出「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下隱藏的貪腐、土地財政等弊端，能否啟動土地制度改革，將決定城鎮化是否能夠取得成效。
研究顯示，中國每年發生10萬起群體性事件，其中類似烏坎的農村抗爭事件就佔約60%。
有土斯有財，這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價值觀。但中國農民不能自由買賣土地，一旦面臨徵地又得不到公平合理的收益，土地爭議導致農民的抗爭層出不窮，隨著矛盾不斷激化，嚴重影響到社會的穩定。雖然有關土地私有化的問題引發學界激烈辯論，但是從中共高層到基層，普遍認為土地改革已經是刻不容緩。
隨著中國近來大力推動城鎮化，農村的土地糾紛只會愈來愈多，所以解決之道就是土地制度改革。不可否認，在保障農民土地權利的同時，還要兼顧國土整體開發，需要政府制定實施長遠規劃。
「土地財政」
但是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難是，「土地財政」讓地方政府可以大力發展經濟，是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主要來源之一，因為土地財政約佔地方政府預算約60%至70%。還有觀點認為，現在的土地財政，其實是倒賣土地的財政，即城市化擴張需要土地，政府徵收土地 改變性質，再高價賣給開發商，從而形成政府的重要收入。 因此，各地政府強徵農民土地事件層出不窮。
香港大學經濟系教授許成鋼主張應推動土地所有權改革，「因為中國老百姓至今不能擁有一片土地」，應延長擴大土地租賃期限、承認公民以土地租賃者參與城鎮化、限制各級政府徵地權力、設立土地法庭等，新型城鎮化才能奏效。」
然而，在農地集體擁有制所隱含的地方貪腐、分配不公、土地財政等因素下，如何進行土地改革卻是一場牽動千絲萬縷的大挑戰。中共當局勢必還得持續與地方政府繼續博弈下。
許成鋼發表長篇文章指出，「土地所有權的問題，廣義地說是土地權益的控制權問題。在世界上的所有國家，這一基本問題不僅與農民有關，同時與全體公民、整個國家的經濟、政治利益都密切相關。最基本的一點是，保護土地私有產權，是保證社會穩定的必要條件。」
《大憲章》明文規定，王室（政府）必須承認並保護私有土地產權。
英國大憲章
今年是標誌著英國走向憲法政治的大憲章800週年。大憲章引爆了議會民主，它維護了個人財產，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並確保了言論自由。
許成鋼教授說，《大憲章》明文規定，王室（政府）必須承認並保護私有土地產權。這是對政府權力制衡的制度基礎，是產權基礎。
他指出，在戰後出現的「東亞奇蹟」中，東亞新興經濟體不僅經濟快速穩定發展，而且大多成功轉變為民主憲政。奠定這些成功變化的共同基礎之一就是土地改革。
「戰後日本、韓國、中國台灣都實施了大規模的土地改革，以平分的方式把土地分給農民，還以法律形式充分承認和保護農民以及全體公民對土地的所有權。土地私有制不僅奠定了這些經濟體內人民的平等、經濟和社會的穩定及發展的基礎，而且奠定了這些經濟體的政治體制向民主化健康發展的基石。」
世界上最平等的國家，瑞典、丹麥、挪威、芬蘭等北歐各國，都是土地私有制國家。
許成鋼教授說，「禁止土地私有制一定導致不可救藥的不平等。那是因為禁止土地私有制，會使公民喪失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會導致政府的無限權力；會使民主制度成為不可能，也會令憲政成為不可能。換句話說，禁止土地私有制導致最嚴重的不平等，導致大部分公民受制於政府、喪失基本自由的不平等。」
農村「土地流轉」能否成功，其潛在的影響巨大廣泛。例如中國一直期望拉動內需，來改變對於投資與外銷過度依賴的GDP結構，如果8億農民所使用的土地，能夠因為土地流轉政策，將增值、租賃、入股、抵押的利益回流到農民手中，那麼8億農民的資產負債表將產生翻天複地的變化。龐大數量的富裕農民，所帶來的消費增長，有可能對中國經濟產生巨大的推動力。
改革成敗
中國的土地改革將對經濟與社會結構產生重大影響；中國經濟是否能夠再創新的活力，取決於土地改革制度改革的成敗。
《經濟學人》曾發表文章說，這場革命將極為「深刻且得人心」。問題在於習近平能否降服反對陣營。
當年鄧小平遇到來自計劃經濟陣營的阻力時採取的對策是讓地方政府為經濟增長唱讚歌，爭取地方對改革的支持。
習近平現在恐怕很難把地方政府變成自己的「革命同盟軍」，除非中央把地方債務全吸收掉。
即便爭取到了地方的支持，其他「反動」勢力也很強大，比如國企高管和貪官污吏及其親屬等既得利益者。
《經濟學人》文章結尾表示：戰勝這些對手，習近平別無選擇，否則他和他的三中全會將以各種錯誤的原因載入史冊。
